公务员炒股观察：领导为看盘缩短开会时间（2）

“开庭时在涨，庭审结束跌停”

“我就炒了5万块钱，都没管过，直接让同事帮忙炒。”东北某市检察院的李力群在大盘好时，想多投些钱进去。他没有太多积蓄，便努力做丈母娘工作，但怎么也做不通。

李力群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北方人比较求稳，不敢赌”，“你看不少地方公检法系统辞职的很多，我们院一个都没有。很多名校毕业的，都甘于每月赚四五千块钱”。

相对而言，南方人炒股的胆子更大。在中国社会中，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那里的人越注重“人”的本身，而不是注重社会属性。“南方人更注重金钱，因为金钱能带来生活质量，北方人则更喜欢面子、地位等社会标签。”长三角某市政府公务员小唐觉得，“我们这里有许多家境富裕的公务员，他们对升迁、应酬等等并不真心关注。只要是下班或者周末，他们都关掉手机，专注于健身、爱好和家庭。”

省直机关干部赵林就处在富庶的江南，他发现，“领导是无人不炒。行情好的时候，我身边百分之五六十是公开炒股，至于闷头自己炒的，就没法统计了。”

一些金融机构也瞅准时机，专门向公务员打开了炒股的方便之门。行情火爆时，浙江某地级市商业银行开办“白领通”业务，主要针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他们银行的人，就到我们单位或者食堂门口发单子，宣称随借随还，处级能借50万，科级借30万，利息按天算。”省直机关干部赵林说，办卡的手续也很简单，银行只看收入证明，单位盖个公章就行了。

有了这张“白领通”，电脑上鼠标一点，钱就来了，鼠标一点，钱就还了。赵林炒股相对保守，他只借银行的钱打新股，打不到就把钱还上，但他有个同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大学同学，看到同事买的股票由5块涨到十几块时，也眼红了，便借了银行的钱炒股。“他在将近5000点的时候买入，进去就套住了，一直到现在，亏了17万，他发誓说再也不玩了。”赵林说。

南方某地方法院法官郑欣欣进入股市时，还是今年2月份，那时候真是买啥都能赚。到了5月份，股市上赚的钱比工资还多，当时他和朋友开玩笑说，如果股市一直这么火，辞了职就炒股票得了。那时候，郑欣欣发现单位上大家午休或是聚会，关注点基本都在股市上，一般都是“哎，某某股不错，值得买点”，或者是“哎，某某股后来涨到那么高，抛早了”。

然而，股市在冲到5000点时开始迅速回落，许多公务员就此被套。“这几个月真是跌惨了，我前前后后投进去5万多，都套牢了，本来上周五差不多都要回本了，结果这个星期又亏了。”郑欣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投入的算少的，其他人投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常常是许多法官开庭前买的股票还在大涨，当天庭审结束时发现，股票早已经跌停了。”

“跌的时候我也不伤心，因为是大家都跌。如果就我一股跌，那肯定要哭的。”让长三角公务员小唐感到庆幸的是，虽然股市大起大落，但他现在还是赚了几千块，“主要是中途买车，把钱提出来了，所以才躲过一劫”。

因为股市有涨也有跌，许多原来在股市上盈利的，后来变成了赔钱。赵林单位有个副处长，上半年他炒股大赚了一笔，买了辆车，“他高兴得逢人就说，这个车是我赚的。后来行情差了，我们就问他，股票怎么样。他说，哎呀，这个车还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推荐好股票给领导，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公务员即便都热心炒股，但中国的官场文化决定了，多数只是在见面或者休息时，随口寒暄。除非关系很近，同事之间对于每个人投入多少钱进入股市，都是讳莫如深。

“炒股很多时候是一个交际性质的话题，和英国人谈天气差不多。”长三角公务员小唐发现，“那种泛泛的聊法、调侃性的多，玩笑性的多，真正深入探讨股市的少。”

公务员炒股队伍中，玩票性质居多，只要想炒，总会被拖进一两个熟人建立的群里。北京市公务员小丽就被拉进一个老乡群里，跟着一个清华教授炒，“清华教授智商超高，往往是今天买明天卖。后来我跟不上他的节奏，干脆放着不动了。结果现在，我买的很多股票都停牌了，没停牌的都亏了。”小丽说。

当然，也有非常懂股票的人。李雪红从大二时就开始炒股，一开始只是投入一两千，后来逐渐加码。去年她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宣传系统的公务员，但依然热心炒股。随着去年底的股市大热，她把资金增加到了五万。

作为一名刚工作一年的公务员，如果不包括每月一千三的住房公积金，李雪红一年收入五万多，而把钱放在股市她最高能获利50%。在她看来，股票作为一种理财投资可以增加收入，“股市好的时候，有钱为什么不赚？公务员如果单纯靠工资谋生，说实话有些困难。”

张乐也是一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如今他在山东某地级市政府部门工作。张乐在大学期间就开始模拟炒股，在一个“模拟大赛中”还得了第三名，获得了600元奖金。刚开始工作时，他爸爸给了他5万块钱炒股。同时，张乐还帮同样做公务员的爸爸炒，因为对股市有所研究，即便遭遇今年的股市暴跌，爸爸几十万的投入至今还在盈利。

张乐有各种群，有人时常在里面分享一些小道信息。今年刚过“五·一”不久，一个朋友给他发来信息，让他买某只的股票，第二天抛。“这个朋友是一个平常说话做事非常靠谱的人，一般没有把握她不说。”张乐随后就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单位的主任，主任也买了，第二天这个股票果然涨停了，他和主任都赚了不少。

在张乐看来，“发靠谱的消息给领导，领导赚了钱肯定很高兴，也不会亏待我。现在纪检查得这么严，没几个人敢送礼了。推荐好股票给领导，谁也说不出什么来。反正不光我一个人，别的同事也会推荐给他的。”

省政府公务员赵林研究股市很深，今年美国股市行情好，领导还让赵林帮忙开通了美股账号。“开美股账户并不容易，我为此做了很多研究，还直接打电话给美国，用英语跟对方交谈开户的事宜。”赵林说。

对于公务员炒股的现象，一位接近中纪委的人士认为：“如果是工作期间炒股，是属于工作纪律的范畴。应该由各个单位的办公室或者记考勤的部门来要求。”

中纪委早先在通报各地纠四风情况中，常有工作纪律一项，各地也会报来诸如工作时间看淘宝、炒股、吃早餐等等情况。“后来领导便提出要求，工作纪律监督不能代替党纪监督，不能拿这个来凑数。”上述接近中纪委的人士透露，“从今年开始就没有工作纪律方面的通报内容了。”

但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完全禁止公务员在上班时间炒股，也变得几无可能。“从技术层面看，炒股真的没有办法禁止。用手机炒股多方便，即便有人来暗访，直接把手机调回主界面，怎么查？”在长三角公务员小唐眼里，“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用办公电脑聊天、看电影、看网页？谁敢保证电脑绝不私用呢？”

公务员的工资在社会中处于中等，他们普遍抱着和普通百姓一样的心态进入股市。但是，由于公职在身，即便是炒股也是不能说的“秘密”。

“我如果是平头百姓，就可以大张旗鼓地满世界说我炒股的情况，但公务员不行，归根结底还是‘身份’的限制。”一位参与炒股的公务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炒股虽然不是做生意，但即便危害再小，影响再小，它毕竟是一项经济活动，除了有违反纪律之担忧，也会给人留下工作态度不好，清正廉洁的价值取向偏离等印象，严重的话，在考评和升迁等问题上也会有不利影响。”

(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