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外企裁员潮一浪高过一浪：外企光环褪去

41岁被迫离开，最黄金的15年都献给了跨国公司。

8月28日7点半，北京的清晨飘过蒙蒙细雨，像过去6年中的每天那样，方飞(化名)依然准时出现在北四环辅路上等待诺基亚班车的到来，这趟班车环绕半个北京城后驶向位于南五环外的亦庄开发区。班车上的人已日渐稀少，7月18日，诺基亚中国区员工得知公司将大幅裁员的消息，8月中旬，2400名员工开始陆续接到正式裁员通知。几天前，方飞刚刚签署了补偿协议，协议规定最后签署期限是8月29日，如果员工不签约并协商未果，诺基亚将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

虽然已被裁员，方飞依然习惯每天去诺基亚办公大楼里呆上几个小时，大多数工位都是空的，很安静。9月30日，将是方飞的离职日期。“还有一些同事选择坚守，拒绝签署赔偿协议。”方飞说，“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盼着被裁员，真的接到了裁员通知，内心的滋味很难形容。”在他的描述中，诺基亚依然是一家值得尊敬、人性化的伟大的公司。

最近一个月，诸如阿里巴巴、华为、亚马逊这样的科技巨头已将招聘会开到了诺基亚中国亦庄办公室的门口，方华和其他一些做研发的同事很快就找到了工作，10月初即将去新公司上班。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除了研发同事之外，其他部门的员工在这轮外企裁员潮中将要面对的是巨大的择业压力，即漫长的失业期。

8月下旬，离开思科的立迪 (化名)将简历放到招聘网站，随后他陆续接到了一些猎头电话，这些猎头还顺便要走了其他被裁员的同事电话。

27岁投身外企，41岁被迫离开。立迪将人生中最黄金的15年都献给了跨国公司。在摩托罗拉呆过6年，在思科干了4年，再加上前后在两家中型外企工作了5年。如今，已过不惑之年，却面临重新择业的中年危机。事实上，这是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后诞生的一个新群体的现状，这个体面的特殊阶层是精英的一代，他们多数出身名校，有着镀金的简历，但是人到中年，却发现自己正站在尴尬的十字路口。

此刻，与立迪有着共同命运的人满大街都是。从今年开始，跨国外企普遍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裁员潮。就在几天前，在一个本土IT公司的招聘会上，立迪碰见了他的前摩托罗拉的同事，他们在2007年同期离开摩托罗拉，分别去了不同的外企，而如今又尴尬地相遇在同一个招聘会上，两人远远地打了一个招呼。

光环褪去

曾经的外企，对于在90年代毕业的中国大学生来说，充满了光环。90年代末，去北京东三环大北窑上班是一代中国年轻人的梦想，那里曾是惠普、摩托罗拉这些全球最负盛名的IT巨头的中国区总部。穿着体面，举着笨拙的大哥大喋喋不休的“超级大SALES”穿梭于摩天大楼、五星级宾馆，享受着高薪、充足的假期、不菲的报销补助，偶尔还去欧美总部开会、培训，虽然外企的办公室政治与职场生活有时也如过山车，但是这些在1990年代开始外企职业生涯的“黄金一代们”对这种生活乐此不疲。

1996年，立迪大学毕业，先去了一家国企。用他的话说，当时就想攒点经验去外企闯荡，那时几乎所有的IT工程师都憋着股劲儿想往外企钻。为此，立迪先辞职去了一家小公司，为的是工作清闲，可以准备思科工程师认证考试，这是外企敲门砖。1年后，立迪终于如愿去了摩托罗拉，这是2000年，摩托罗拉正值鼎盛时期，立迪的工资比以往翻了三倍。

“那时，在外企白领眼中，一些本土民营企业还处于土得掉渣的阶段，他们销售做的英文PPT根本没法看。”在外企工作多年的销售鲁平方(化名)这样回忆道。2000年代，外企白领正是最风光时期。应该说，时至今日，他们依然保持着某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就像那些出身名校的学习尖子，即使出了校门混得并不如意，在同学聚会上依然还保持着心理优势一样，他们认为自己骨子里很优雅。但是现实已变得如此残酷。“太舒服的日子有时也容易让人变傻，说好听一点是单纯。”鲁平方自言自语道。

2007年底，立迪主动离开了日渐衰落中的摩托罗拉。与他同期离开的同事不少，他们中有的首先去了民营IT企业，但是呆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在外企呆久的人，与本土民营企业的文化其实格格不入。”鲁平方也这样认为，“双方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上下级关系都不同，外企的文化相对温和，似乎不那么激情澎湃，但是气氛比较宽松。”

2009年，立迪去了一家美国中型IT企业，原因是他得知这家公司即将被思科收购。2010年，立迪所在公司被思科收购，这是他盼望中的事情。但是2012年7月，立迪接到了公司的裁员通知，被告知“所在岗位不存在”，这让他感到无法接受，并拒绝签字。

事实上，并购后的裁员已成了商业世界中司空见惯的事情，并购后的消化率不高往往是大企业的通病。

失落的岁月

在IBM干了N年的肖则(化名)，原本想在IBM干一辈子。用他的话讲，自己非常热爱这家公司，年少时，经常听老板说起“蓝色巨人”的伟大，诸如IBM每年投入到研发的资金规模相当于一个小国一年的GDP等等这样的故事，IBM的每个人在潜意识中都会认为自己的公司改变了整个世界，我为此而自豪。“凭心而论，IBM的薪酬在业内并不算吸引人，但是IBM的员工往往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工作，这就是公司的文化。”肖则认为，“自己在IBM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即使最终被裁员，也并不后悔。”

2014年1月，肖则所在的部门被一家中国著名的IT公司收购。此前，这个消息在业内传了很久。1月底，IBM开始启动裁员计划，内部称之为“阿波罗计划”。据IBM离职员工透露，IBM将在全球范围内“至少裁员1.3万人”，并给出N+3的补偿方案。肖则在这一轮裁员中选择离开。

10月1日，是肖则原部门并进新公司的第一天，他的前同事们将去新公司上班。他们中也有一部分选择离开。据肖则透露，IBM给出了三种方案，A。选择留下，该员工在IBM的工龄并入新公司体系内；B.IBM一次性买断工龄，员工到新公司后重新开始工龄计算；C.选择离开，公司给出“N”的补偿方案。“接下来，我还会首选在外企工作，尤其是美国公司。”肖则认为，自己已适应了这种文化与环境，沟通相对简单，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惯了，很难改变。”不过，他也承认，“接下来，在大外企工作的机会将会变得很少，大家都在裁员。而且，现在大学生择业的首选是公务员、国企、民企，其次才是外企。”

难以割舍的圈子

从2012年起，弥漫在外企的裁员潮开始逐渐升级。此时，外企已不再是大学生就业的首选。2012年7月，诺基亚表示要关闭中国两个区域销售中心；接着，惠普宣布将于两年内全球裁员2.7万人；8月，摩托罗拉宣布裁减4000名员工。

鲁平方认为，“大企业病是让外企增长放缓的普遍原因。表现之一是流程过于繁琐。很多部门会参与其中，有个笑话是这么讲的，平时你看不到领导，但是他们在流程审批的时候一下子都会冒出来。”

其次，近年来，外企人员流动频繁，开始留不住人才。在外企的职场生存法则中，国籍决定了你所能上到的最高位置。一个流传已久的经典说法是如果外企是五层楼的建筑的话，每层楼的人依次是：五楼是本国人；四楼是其他国家的外国人；三楼是东南亚华人；二楼是有总部工作经验的海归或者有政府关系及客户背景的中国人，所谓外企的中国高管；一楼则是一般中国本地雇员。

正因为如此，在外企中，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升迁的天花板，而且大家都习惯了从外企A跳到外企B，或者再跳到外企C这样的路径。就像美国影星乔治·克鲁尼在影片《在云端》中塑造的那位拿着白金卡整天飞来飞去的裁员专家一样，David从大学毕业开始进入外企，他已经在这个圈子20年了，20年外企生涯，他跳槽不计其数。

“一旦进了外企这个圈子，一般很难离开。”立迪说，“他的相当一部分同事在被裁员后选择了在小外企工作，日子也算滋润，但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大外企已经没有位置。”

事实上，经过岁月的沉浮，对于大多数一线的员工来说，他们开始意识到外企的体面生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离开了这个平台，一切烟消云散，你将无法再透过CBD摩天大楼的落地窗，喝着咖啡俯身观赏城市的车水马龙，也无法免费享受五星级酒店的丰盛早餐。这是习惯带来人性的折磨，当你一旦习惯一种舒服的生活，然后命运再让你去过艰苦日子的时候，你会变得无所适从。“一旦你去了一家知名外企，然后你就会想着去更牛的大公司，小公司根本不想去。”鲁平方感慨，“人总是这样，从低处往高处走容易，但是从高处往低处走，自己在心里都会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