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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愿被共产主义洗脑?

2016-03-05 10:45:58 作者: 公方彬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要解决共产主义信仰危机,让更多人主动接受共产主义洗脑,需要做大量工作,或者说努力解决最困惑人们思想的问题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愿被共产主义洗脑?

洗脑,带有贬义,所以刺耳。如果有人评价你“被洗脑了”,回答他的一定白眼:“你看我傻?”其实,冷静下来一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没有哪个不被洗脑。

洗脑原本就是社会教化的作为和目的,或者是教育的潜台词,只是多不用这个提法而已。通过教化让一个冥顽不化的人慧明,功莫大焉。比如,把走火入魔的法轮功分子带出痴迷,就需要对其进行洗脑(法轮功洗脑基础上再洗脑)。

洗脑主要表现在信仰信念层面。人必须找到精神的归宿以抚慰灵魂,因为人来到世间总有不可抗拒的灾难要面对,特别是巨大的自然灾害。由于存在“命运悲剧”,便催生出先哲的思考,如何在命运悲剧面前,人仍然能够积极应对?思考的结果便是宗教信仰。让宗教信仰作为人类灵魂的避难所。这是世界绝大多数人拥有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在科学飞速发展面前没有消亡,相反却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对于人类来讲,宗教信仰必不可少,但人毕竟生活于现世,不可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不超过空灵世界,更多时间更多情况下是追求现实的满足,包括物质与精神的满足。这就要求在现世中找到满足全部精神需要的终极归宿,这就有了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政治信仰或政治设计。

有一个现象有助于我们弄清现世终极的特点和规律。精神境界越高,追求越强烈的人,对共产主义信仰越坚定,并且这些人中很多是背叛自己阶级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在消灭自己所从属的那个阶级。那么追随者,仅仅是为了解放自己而起来革命的人,忠诚度、坚贞度却不如前者高。背后的原因并非难以理解,穷人的痛苦容易解决,富人的痛苦不易解决,因为前者的痛苦多源于物质缺乏,一旦物质需要得到满足,革命就走到了终点,后者的痛苦主要源于精神,这却不是物质满足所能解决的。这也是富人一旦觉醒,便开始向终极追求的艰难跋涉,哪怕付出生命。看一下文明成果,哲学艺术,基本上是有钱有闲的人完成的。佛祖也是一个王子,等等。

综上,人类文化从精神层面看,主要展开和发展于两个维度:一个是追求彼岸的终极,宗教;另一个是追求此岸的终极,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其一是共产主义信仰。每一种宗教信仰都对加入本教的信徒进行洗脑,直到不再怀疑。宗教信仰的基本特点是,入者不疑,疑者不入。共产主义信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教——马教,要让追随者虔诚,就必须以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对追随者进行洗脑,保证坚信且永远追随。从这个意义上讲,问题的关键并非是否被洗脑,而是被什么思想理论洗脑,洗脑后成为“人肉炸弹”,还是精神境界更高,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有没有不被洗脑的人?有,觉悟者或智者不会被洗脑。比如,佛教中的觉悟者不会被洗脑,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不会被洗脑,但他们在觉悟和智慧前,也被洗过脑,只是他们觉悟和智慧后,开始向信众传播、灌输自己的思想,而具有了不被洗脑的能力。

举一个佛教传承衣钵的故事佐证。五祖弘忍大师弟子中有两个十分出色:神秀和慧能。为了鉴别二人谁能传承衣钵,弘忍让弟子们作惮诗。大弟子神秀诗曰:“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另一原本不出众的弟子慧能附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两首诗的境界差异明显,神秀有尚未放下的东西,也就是被现实洗过的痕迹尚在。慧能则已觉悟而能觉他,境界高于神秀。有人或许会说,慧能附在神秀,本身就是“有”。这是人类思想传播的规定性决定的。《道德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一种阐释很到位:“可以用语言表达的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可以给某个事物下的定义非真正该事物意义上的名字。天地在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名字的,名字只是给万物的一个归属。因此,用无意识来发现事物的奥妙,用有意识来归属他的范围,两种思维同出于一个概念,但意思不同,这就是玄之又玄的奥妙,是打开所有奥妙的法则。”

慧能进入了不被洗而洗人的境界,所以,五祖弘忍决定把衣钵传给这个不识字的和尚。

有了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以共产主义洗脑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必要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当下有那么多人宁愿被宗教洗脑,而不愿被共产主义洗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的人对宗教信仰笃信不疑,而对共产主义置疑甚至排斥?有表面的和直接的原因,也有深层的精神现象和精神规律的原因。

很显然,那么多人置疑共产主义一定有原因,主要在几个方面:一是过去宣传出了问题,模糊了终极追求与现实的关系,没有区别开彼岸终极与此岸终极的区别,结果出现了理想主义与教条化,尤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到鸡屁股……,让太多的人受到伤害。二是世界政治生态变化后,原有的理论基础和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理论又没有产生出来,以旧理论解释变化了的世界,自然左支右绌,这加重了人们的怀疑,结果,重新倡导和强调共产主义信仰时,难免存在“夹生”现象。三是存在决定意义,而现有存在似乎并不支撑终极追求。比如,几乎成为国际共运唯一承载者中国共产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腐败,并且尚未找到根除腐败的路径,结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有人据此推理共产主义不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在这方面宗教信仰似乎做得比较更好。西方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但人们普遍信仰宗教,包括科学家也信仰宗教,比如1901年到1997年,产生了63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21名没有宗教信仰,其他617名有宗教信仰。联合国对300年来影响最大的300名科学家作了调查,除38名查不清信仰,其他262名中有242名有宗教信仰。所以如此,很重要的是西方有一批顶尖的哲学家和神学大师发展理论,解释精神现象。其实,基督教多次发生危机,都是因为有神学大师的努力而化解危机。

由此,要解决共产主义信仰危机,让更多人主动接受共产主义洗脑,需要做大量工作,或者说努力解决最困惑人们思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中国,用共产主义信仰洗脑是不是唯一选择。肯定者必须以科学的分析和内生的逻辑阐明之。同样,否定者也必须讲出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愤青化。笔者此前撰文《我们为什么信仰共产主义》,已经阐述了这种选择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这里补充强调的是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探索其他道路。蔡元培是公认的教育家,他也看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存在严重缺失,并且看到中国的宗教解决不了这一问题,于是强调美育,试图以美育替代宗教,结果没有成功。由此说明,找不到终极追求,一个民族的精神大厦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至少当下中国,尚未找到比共产主义更好的此岸终极。这个问题不是利用执政权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深刻揭示,拿出系统科学的颠扑不破的理论。

第二个问题:此岸终极与彼岸终极如何区别对待问题。既然宗教信仰是彼岸的终极,共产主义信仰是此岸的终极追求,我们就需要把此岸终极厘清,搞清其历史过程和内在逻辑,增强吸引力。其实,共产主义的许多元素并非首创于马克思、恩格斯。即使不从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讲起,比如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已经有所探讨,仅仅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就把共产主义的主要东西讲清了,并且出现在1525年的德国农民革命纲领中。此后以不同名义进行的探索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国际共运和爱因斯坦强调《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自不必说,仅仅一个丹麦现行制度,就给我们开拓出共产主义的实践路径之一,及其由此而来的广阔思想空间。

第三个问题:厘清共产主义信仰的形态、边界和路径。即阐明共产主义究竟是一个精神目标、政治目标,还是社会目标?或者说这是精神世界的问题,还是政治范畴内的阶级属性方面的问题,抑或一种社会形态。如果将其定位为社会形态,我们正在这条道路上,其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正在实现。如果再包括政治目标或与阶级属性,则政治生态变,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也要变,因而共产党员移民西方而放弃共产主义也容易解释。如果深及精神世界,也要将其定位为现世的精神归宿,就要说清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的根本差异,避免走宗教的道路——以封闭性和无限与虚无来保证信奉。

……

除上述众多难题,更直接更艰难的命题,是如何判断和对待彼岸终极,能不能在接受此岸终极的同时接受彼岸终极,这个结解开了,一种良性循环得已形成。如果坚持革命逻辑:打破宗教消除宿命,以激发人民的革命精神,即“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困境永难突破。

这其中触及的是根本突破——政治观的突破。只有确立“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一些长期困扰的根本问题才能破解。

责任编辑:文尧木
来源: 新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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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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