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借马关条约警告国家腐败将遭国耻
英国路透社4月17日报道，原题：中国军队在重大周年纪念日就腐败发出警告
本月17日是中国签订一项条约将台湾控制权交给日本120周年。当天，中国军队官方报纸发出警告，称一个受到腐败侵蚀的国家只会遭遇国耻。
中日战争的失败及随后签订《马关条约》的事件至今在中国引起共鸣，政府借周年纪念提醒民众充斥贪腐的国家不会打赢战争。中国领导人将铲除军队腐败作为最高目标，已有数名高级军官落马。
官媒重点分析腐败如何是清朝末年中国败给日本的一个关键原因。《解放军报》在一篇长篇文章中称，“马关之耻的根源不是所谓的谈判技巧，而是清政府的腐败制度。”
文章称：“尽管斥巨资购得坚船利器，发展了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制造及重工业，但体制的腐朽已深入骨髓。”必须汲取那个痛苦时期的教训，“牢记国耻，以史为鉴”。
打击军队腐败正值中国加速推进军队现代化之际。中国军队已几十年没打过仗，但如今正在东海和南海有争议水域施展力量。
解放军报全文如下：
120年前的今天，即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在日本政府代表的咄咄逼视下，用颤抖的双手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至此，历时9个月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完败而告终。战胜国日本将巨额赔款、割地、通商特权等战利品收入囊中，并凭此跻身帝国主义列强行列，而中华民族则背负屈辱，进一步被推向苦难的深渊。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样一个反思历史的特殊年份，回顾《马关条约》签署的那段屈辱历史，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之殇：战败求和受尽凌辱
自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内部就一直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围绕战事争论不休。随着清军的节节败退，倾向光绪帝的翁同龢等主战派逐渐受到排挤，追随慈禧太后的奕劻等主和派日益占据上风。清政府开始谋求对日和谈的可能性，希望由英、法、德、俄等国出面调停，停战言和。
伴随日军进军的脚步，日本方面瓜分压榨中国的欲望与日俱增，各色人物纷纷谋划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勒索清政府。负责财政的大藏相希望“巨额之偿金”，目标是让清政府赔偿白银10亿两。日本军令部长桦山则主张，除要向清政府勒索巨额赔款外，还要占有“金州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台湾和舟山群岛一部分”。自由党的胃口更大，“须使割让吉林、盛京、黑龙江三省及台湾。中日两国之通商条约须订凌驾欧洲各国之条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外相陆奥宗光拟定出的和谈条件中，更是列出“霸占朝鲜、割让土地、赔偿军费和获取通商航海方面的特权”等诸多事项。
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人力不足的岛国，经过8个月的战争消耗，已成强弩之末，难以支撑长期的战争。为谋求利益最大化，日本一方面仍色厉内荏地坚持军事攻势，另一方面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开始半推半就地同意于1895年1月在广岛与清政府展开和谈。
为给日军行动拖延时间，进一步扩大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战果，以便尽可能多地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日本对清廷起初派出的和谈代表张荫桓、邵友濂百般刁难，以二人授权不足、官衔资历太浅为由拒绝谈判。1895年2月12日，张、邵一行无功而返，清日间的首次和谈无果而终。也就在同一天，日军攻占海防重镇威海卫，威海卫军港内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清政府随后派出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媾和。从3月20日到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山口县下关市的春帆楼，前后进行了7轮会谈。日本抓住清政府急于停战求和的心态，在谈判中始终保持傲慢且强硬的高压态势，不断进行威胁恐吓。4月1日，伊藤博文约见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要求尽快回复日方所提要求，宣称若谈判破裂，征清大总督将率大军出兵中国。4月10日，伊藤又蛮横地声称，日本的条款“已让至尽头”，中国代表只需回答“允”还是“不允”。他还向李鸿章威胁道：“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搭乘增援之大军，舶炉相接，陆续开往战地。这样北京之危，实不堪设想。”
面对日方的步步紧逼，李鸿章虽愤懑异常，但国家疲敝、战场失利，使其也无可奈何，只能苦苦哀求日方降低赔款数额——“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又要赔钱，又要割地，双管齐下，出手太狠，使我太过不去”“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赔款既不肯少减，所出之息当可免矣”。然而无论李鸿章如何恳求，伊藤丝毫不肯让步。双方最终于4月17日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讲和条约》，通称《马关条约》。
该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议订专条》三款及《另约》三款。其主要内容大致可分四个方面：第一，弃藩。清政府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中国的“宗藩体制”至此基本解体。第二，割地。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第三，赔款。清政府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分八次在七年内还清。第四，最惠国待遇。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可派领事官驻扎各口岸，日方轮船可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载货，日本人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厂生产，且所制造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交一切杂捐，并享受在内地设栈寄存的优待。
4月18日，即《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李鸿章一行黯然回国。
遗恨绵绵：中日国运自此改变
《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打破了清政府“天朝大国”的迷梦，也改变了被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对中国的观感态度，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瓜分利益的狂潮。
首先，中日实力易位，日本对华开始由仰视变为俯视。日本人崇拜强权实力的民族特性，使其只敬畏强者，而对弱者缺乏怜悯。汉唐时期，国力孱弱的日本一直仰慕中华文明，主动派使前来交往。公元663年在白江口战役中大败于唐军后，更让日本清楚地看到自身的落后，开始全面向中国学习。其后的一千多年间，日本又数次败于中国之手，使其不得不收敛起扩张的爪牙。即便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中国仍存敬畏之心。1891年北洋舰队定远、镇远等6艘战舰受邀访日，就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震动与赞叹。然而，随着几年后《马关条约》的签署，中日地位彻底反转。日本国力日盛，清政府一蹶不振，日本人对华的敬畏迅速转变为凌驾于人的傲慢。这种狂妄自大的心态，刺激着日本吞并中国及称霸东亚的野心不断膨胀。
其次，《马关条约》的签署，使本已如风中残烛般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更加难以为继。原本，清政府在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推动下大力开展的洋务运动，已取得初步成效，中国工业、国防体系已初具规模，为发展现代化奠定了一定基础。但甲午战败，使轰轰烈烈搞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付水东流。《马关条约》的割地赔款，更是彻底打断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日本索取的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8000万两的3倍、甲午战前所借外债总额的5倍多。
为偿还赔款，清政府只得“拆东墙补西墙”，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在甲午战争后的3年多时间里，清政府向俄、法、英、德四国三次大借款，总计3亿两，连本带利共6亿多两。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都附带政治条件。彼时中国每年海关税收约2000余万两，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其中的十分之七都要用于偿还外债。西方列强凭借庞大债务在攫取利益的同时，也从经济和政治上进一步控制中国，中国由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民众苦难更加深重。对此，谭嗣同悲愤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再次，日本虽走上富国强军道路，但同时也埋下穷兵黩武、亡国覆灭的种子。《马关条约》中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使日本陡然成为腰包鼓胀的暴发户。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又惊又喜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国库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个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中国赔款使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得以迅速完成，大大加速了日本的工业化步伐。甲午战后，日本的财政规模急剧扩大。1894年，日本财政支出仅为8000多万日元，到1899年达到3.9亿日元，5年间猛增5倍。日本一举成为亚洲强国，并由一个被压迫国家摇身一变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之中。
同时，依靠清政府的巨额战争赔款，日本军备得到迅速扩充。据日本学者统计，日本所获战争赔款中，5700万日元用于陆军扩充费，1.39亿日元用于海军扩充费，7900万日元为临时军费，另用于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3000万日元，共3.05亿日元，占赔偿金总额的87%。余下经费用于兴办实业，扶植教育等，以进一步强化侵略战争的物质基础。《马关条约》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使日本更加沉迷于军国主义道路和对外扩张侵略。自此至二战结束时的50年间，日本不断挑起对外战争。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再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日本通过一次次对外扩张掠夺，以战养战，不断透支国力，穷兵黩武，最终吞下了自酿的苦果，在二战后沦为麦克阿瑟口中的“四等国”。
最后，《马关条约》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软弱可欺，西方列强乘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俄国在中俄“共同防日”的名义下，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通过修筑中东铁路，强租旅顺、大连，不仅把辽东半岛据为己有，更将东北全境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借口山东传教士被杀，派军舰强占胶州湾，建造胶济铁路，将山东变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则逼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把云南和两广变为其势力范围。英国不甘落人后，除强占威海卫、九龙半岛和大鹏、深圳两湾为“租借”地外，又划分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
警钟长鸣：牢记国耻以史为鉴
甲午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马关条约》签订的那段屈辱历史却历历在目，时刻给我们敲响警钟，值得我们铭记反思。因为只有牢记国耻，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只有不忘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明天。
第一，能战方能言和，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也休想从谈判桌上得到。日本在首次谈判中之所以有底气对张荫桓、邵友濂百般刁难，拒绝谈判，靠的正是日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敢对李鸿章狮子大张口，列出苛刻至极的和谈条件迫其就范，靠的也是一场场的军事胜利。张、邵以及后来者李鸿章，在谈判桌前唯唯诺诺，一味迁就忍让，说到底还是没有一场胜仗做底气。全程参与和谈的头等参赞伍廷芳曾感慨万分：“我将卒苟能奋勇于疆场，不容其猖披，何致就被而受此欺慢？欲消此恨，其在将与兵焉！和局易成与否，亦在战争之胜负判也。”期望通过谈判乞求达成目的，最终得到的只能是无奈和屈辱。
第二，弱国无外交，谈判的基础是以强大的国力作支撑。在中日和谈中，根本看不到对等谈判中相互妥协让步的场景，有的只是一边倒的哀求。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伊藤要求在互换条约批准书后一个月内交割，李鸿章认为一个月太仓促，要求再延限一个月，并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回答说：“尚未下咽，饥甚！”而这种毫无顾忌的欺凌，正是中日实力对比的具体体现。甲午战争中，日本能够举全国之力，倾力为之，而清政府则处处争斗，相互掣肘，形同散沙。虽然当时清政府的人口是日本10倍，年收入是日本2倍，但体量的庞大不等同于实力的强大。与日本相比，清政府无论是在动员能力、装备性能，还是在战争准备上都远逊于对手。在这样的实力对比下，输掉战争也就在所难免。历史再次证明，没有实力的支撑，就没有对等的谈判，有的只是强者向弱者的通知。
第三，马关之耻的根源不是所谓的谈判技巧，而是清政府的腐败制度。甲午之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两种制度的较量，《马关条约》则是清朝腐败制度在外交上的真实写照。洋务运动虽已在中国搞了近三十年，但在清政府的官僚看来，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此不想也不敢触动封建旧根基，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全面改革。尽管斥巨资购得“坚船利器”，发展了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制造及重工业，但体制的腐朽已深入骨髓，难以适应当时的国际潮流。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防力量，仅用于海军北洋水师的建设资金就超过1亿两白银，投入不可谓不大。但北洋水师虽学习西方之经验，却只学其表，未触实质。在此背景下，甲午之败及《马关条约》的签署也就成为历史必然。
第四，起始于《马关条约》的钓鱼岛问题，仍可能被日本利用打断我发展进程，对此需保持高度警惕。近年来，中日因钓鱼岛问题矛盾加剧。而追根溯源，这一问题正是起始于《马关条约》，日本占据的台湾、澎湖及附属岛屿中就包含钓鱼岛。钓鱼岛问题的解决，既涉及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又涉及当今错综复杂的亚太战略格局。但日本政府在安倍晋三的带领下，丝毫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诚意，反而一意孤行不断借此炒作“中国威胁论”，将我视为现实威胁和主要对手，并不断扩武备战。这种行径与100多年前何其相似。1882年，日本维新元老山县有朋上奏明治天皇，认为欧洲各国距日本较远，痛痒之处并不急迫，近邻大清帝国才更具威胁。针对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整军购舰的举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中国为假想敌，在日本掀起“清国威胁论”热潮。当前，安倍政府利用钓鱼岛问题，制造东海紧张局面，带动日本社会整体向右倾化转变，其实质就是要让日本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成为所谓“正常国家”，而中国正是他实现这一图谋的借口和筹码。针对日本的图谋算计，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第五，牢记强国梦、强军梦的历史使命，强化革命军人责任担当。强大的军队，始终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坚强保障。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耻辱，它再次印证了一支军队、一支有战斗精神的军队对国家对民族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这既是历史的昭示，也是现实的警告。今天，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但同时也面临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作为当代革命军人，更需增强忧患意识，固本培元，凝神聚气，牢记责任使命，按照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标准，坚守理想信念不动摇，锻炼素质过硬、能打胜仗的坚实本领，保持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热情和高昂战斗意志，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贡献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执笔：孟祥青、方 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