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恩培把刘汉介绍给仇和 仇：我帮不上忙（3）

仇和上任之初，下力气治理滇池，提出“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思路，并铁腕推行“河长制”，让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出来认领入滇河道，治污责任到人。“应该说问题拿捏得非常精准。”郭敏说，“在他那几年，基本不会有污水流入滇池。”

但另一个治滇池的举措也常被人诟病。仇和常给身边的人推荐一本书《水葫芦拯救世界》，并从江苏大量地引进水葫芦。“他真的认为水葫芦可以拯救滇池，可事实证明不行，后来，政府为了清理打捞滇池的水葫芦，不得不向世行贷款。”一位知情者说。

仇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的存在。比如，他本想通过引进40名博士来规范政府的行事程序，却没想，他自己对法治的破坏，无所顾及。在卸任昆明市委书记前夕，浙江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入昆明。当时此公司想在呈贡拿一块地，在周边的土地达到700万一亩时，此公司却只愿意支付200万一亩。

后来，土地的相关部门觉得实在不好交待，只得找到公司再商量，最后，同意加到300万一亩。“不久后，市委市政府就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发了一个文，把土地的交易价格就规定在了300万一亩，也就是说，在土地招拍挂之前，价格就已经先定好了。”一位接近昆明官场高层的知情人说，“都是由仇和一手安排的。后来此公司要的地块的招拍挂就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形式。”

另一件事情就更为离谱。2005年，昆明市在建设呈贡新区之初，云南本地一家企业——诺仕达集团在昆明新市委市政府办公楼边上拍了一块七百多亩的地块。就在企业把所有正常手续走完、准备建设之时，仇和调任昆明。在一次视察中，仇和在山上指着诺仕达集团的地块说，“这块地换掉，种上树。”

当时，仇和问随行的时任市长张祖林有什么意见，张祖林回道，“我就一句话，按书记的指示办。”此后，昆明市委市政府以要建设生态区的理由发文给企业，要求收回此地块。

诺仕达集团的董事长任怀灿不得不临时从加拿大赶回国内沟通此事。最终，只得同意政府用周边的地块来置换。

“有能力的领导，最后变成了一个无视法治的人。”上述知情人士说，“说翻脸就翻脸，把政府的公信力置于何处？”

还有一件置政府公信力不顾的事件更广为人知。在仇和未任职昆明之前，云南本地一批企业家在昆明周边拍得一些地块。仇和任职昆明之后，觉得这些地块出让的价格太便宜，便要求这些企业向政府补交土地出让金。后来，由于这批企业家的抱团抵制，才逃过一劫。

“先发一个文件让补缴费，第二次发文又说没有补缴费的企业不给办证，最后又发文说不再补缴费。”上述知情人士说，“来来回回的，完全都是按领导的个人意愿办。”

理解和妥协

执政昆明4年，赞扬和批评一直同在。这种争议，也让仇和想通过另一种速度来平息。仇和曾说，“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

却没想，这种发展的速度，带来了更快速度的争议。

其实上任之初，仇和也希望从云南本地的官员中找到一些同道者。到昆明的第三天，仇和带着秘书去拜访了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峻，希望杨支持他的工作，并为昆明的建设提建议。

杨维峻说，这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一上任就来拜访他的昆明市委书记。在杨维峻家的客厅里，他们坐下来交流了十几分钟。杨维峻提出了对昆明建设的三条建议，仇和一笔一划地记在了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仇和的秘书在边上告诉杨维峻，“你看，我们仇书记最愿意听不同意见了。”

“我也觉得，这应该是个会给昆明带来不一样变化的人。应该能听得进去不同的意见。”杨维峻说。可一个月后，杨维峻就失望了。他每次想找仇和再聊聊时，身边的秘书总是以“书记很忙”推掉。由此，杨维峻断定，仇和怕见他。

“仇和觉得杨维峻的意见跟他的不符，而他也不可能去接受杨维峻的建议，所以只好不见。”一位知情者说，“但他也从来不会去跟人解释。”

但就算激烈批评者如杨维峻，也表示不能全部否定仇和。“至少他在治理滇池的某些方面还是有功的。”

仇和习惯不被理解，“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他对自己的“超前想法”和特殊阶段的发展观充满了自信。在昆明官方和民间都不理解的情况下，他曾试图从云南以外的地方找到理解者。

2008年3月20日，在一次圆桌论坛上，北京大学教授姚洋批评仇和在昆明推行的“全民招商”政策。不久后，他接到来自昆明市委市政府的邀请，“到昆明去实际看一下。”

在赴昆明之前，姚洋特意为仇和准备了两本书作为礼物。一本叫作《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另一本叫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国家的视角》是一个叫詹姆斯·C·斯科特的美国人写的，他在书中分析了像前苏联集体化、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以及完全按规划建成的城市巴西利亚那样一些本意是要改善人类生活、但在现实中却遭到彻底失败的例子，强有力地向人们证明，这些失败的背后，都是极端现代主义在作祟。本意是为了农民更幸福而建设的集体村庄，却导致农民生计潦倒；为了人民的福利推行的政策，并不一定为人民带来好运，尤其当这个政策是由一个英明但主导性很强的领导者以强力推动时。《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是加拿大女学者简·雅各布斯1961年出版的，书中对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姚洋说，他当时特别希望仇和能好好看看这两本书。

此行结束前夕，仇和请姚洋吃饭。姚洋说，在两个小时的饭局上，都是仇和一个人在说，他根本插不上话。“还是比较有水平的，看得出来，也有一些能力，也比较真诚。”姚洋说，“一直在阐述自己的施政理念，希望我们都可以理解他。看得出来，他有一种不被人理解的委屈。”

跟仇和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似乎大都认可他的个人魅力和改革者的姿态。

葛红兵教授几年前被仇和邀到昆明座谈。“上午座谈我介绍了一些我们的研究案例，其他人谈得更深，仇和始终在记，午饭的时候，我被安排坐在他的身边，席间我又谈了一些国外的案例，没想到，午饭结束时，他说谈得不过瘾，第二天下午，他又安排了一次座谈。他很谦虚，也很想干事，也很坦率，也很朴素。”

姚洋也承认被仇和的个人魅力折服，但他依然保留对仇和的批评。

这两本书的书名，似乎也为仇和的结局做了一个注脚。姚洋说，“如果他看了这两本书，相信他此时肯定会想起这两本书来。”

“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

2011年12月3日，在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之前，仇和用《庄子》内篇·卷二中《人间世》的一段来作为离任讲话的开篇。

此次讲话中，他对自己任职昆明4年的所作所为，多少有些反思。“4年来，我虽然做了一些自己职责所系、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与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相比，与全市各族人民的期盼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由于受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更由于受自身能力和水平、智慧和胆识的局限，尽管本人在主观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仍然有一些想去做、该去做的工作没有去做，也有一些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还有一些工作做得不够完美、不尽如意，留下了一些不足和遗憾。我时常觉得，如果自己在学习上再刻苦一些，或许决策水平和工作质量会更高一些；如果自己在工作中能更深入一些、接触群众更广泛一些，或许考虑问题会更全面一些；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厉、批评人较多而伤害少数同志的感情，造成个别同志的误解。虽然过去不能假设，时光也不能倒流，我们却可以从过去得到启示和借鉴、得到激励和鞭策，以便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今天，也借此机会，对因我个人主观原因，留给昆明的遗憾，带给同志们的不愉快，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

石鹏飞说，从这些话里，他能听出仇和对于离开的遗憾和不甘心，“觉得自己的抱负没有实现，是一种孤独的离开。”

从此，仇和好像低调到了“尘土里”。霍泰安说，不仅在官方场合见不到，在报纸上也见不到，“有时候长期没他信息，我们经常猜测仇和是不是调出云南了。”

这种低调的背后其实是孤独。以前常跟随仇和一起视察的一位官员，去年在一次会展上最后一次见到他，“觉得仇和孤独得有点让人心痛。”

这位官员说，在视察江苏企业来昆明办的会展时，仇和基本不说话，都是别人说，他偶尔点点头。“比8年前老了很多。”上述官员说，“来昆明后，看着他的眼袋一点点变大，头发一天天变白，可以从他身上明显地感觉到失落和无奈。”

调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之后，仇和也曾想修复官场和媒体的关系。因此，他专门请到他特别欣赏的一位前明星官员——吕日周到昆明为他谋划。但此事因为他的犹豫而作罢，一如他在云南省委常委班子2014年度民主生活会上所说，“总觉得自己是副手、是配角，在攻坚克难上主动性不够高，存在要我干与我要干的矛盾。”

2015年云南省两会期间，在一次分组讨论会上，仇和对时下的反腐表示了赞成，他告诉在座的代表，“反腐好，只要按程序办，就不会出事，像我，就好好的。”

他讲了一个故事来证明自己的按章办事。刘汉在出事前，想在昆明搞房地产开发，便找到白恩培。白恩培把刘汉介绍给了仇和，仇和礼节性地请刘汉在昆明吃了一餐饭，然后告诉刘汉，一切还是要按程序办，他无能为力，帮不上忙。

在政治岁月的最后，仇和终于学会了跟命运妥协。但留给他的，终究还是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