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华文老师：我的孩子英文好过中文
李先生是爱护华文的，他并不反对华文。他是从新加坡国家的前途看待华文和华文教学，和一般华文教育拥护者只从华文的立场看问题，大不相同。有些人认为“李光耀是新加坡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的终结者”，“李光耀的历史地位，在政治上也许是褒多于贬；但在华教这一块，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是非常负面的。” 持这种观点的，都是纯华校出身的、和我同一代的人，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校生和旧南洋大学的毕业生。但这样的批评，我以为是不全面的、是不公允的。
为了证明看法正确，他甚至可以等好几年
我和李先生相处，都是非常坦诚的。就是在这个坦诚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友谊。他对我的评语是“若以古典文学的文字来形容他，他堪称一位君子。”而且说“周清海教授是华文教学的先驱”。我和李先生一起学习华语，在上完课之后，经常讨论各种问题，华文和华文教学是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每次谈论，李先生都让我充分表达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如果和他不一致，他会对自己的意见加以解释。有时，我们没办法取得一致的看法，也就只能彼此保留自己的意见。
为了证明他的看法比我正确，李先生甚至可以等上好几年。下面的一段话就是他等了四五年之后才说的：“周清海（教授）教导我华文已有30年之久，我每周与他会面一次。他下决心让他的孩子继续学习华文。我告诉他：‘你等着瞧，当他们达到A水准时，他们就会开始阅读英文报，而不读华文报。’他不相信。我说，他们的功课太繁重，他们的课程都是英文，因此没有时间（兼顾华文）。如果他们得看报纸，英文报是那么简单，读起来快多了。最近我问他，孩子现在是否读华文报，他说他们很少读了。这是我们真正的问题。他们每天要应付生活，但他们仍然拥有华文基础，如果你把他们送到台湾、上海、广州或北京，六个月到一年，他们就会赶上。没有了那个基础，才是真正的麻烦，真正的损失。”
我的三个孩子，现在都不看华文报了，他们给我电邮或者电话简讯，多数用英文，因为比较方便，他们也知道我看得懂。只有给妈妈的，才用中文，因为妈妈看不懂英文。我们给孩子的回邮，或者字条都用中文。这和我们最初的构想差距甚远，我原以为他们两种语言应该能够自由转换，结果却不是，他们的英语远远比他们的华语强，完全应了李先生的预测。
但孩子们的华文基础非常好，和其他华语区人士的交流，完全没有问题。男孩是学金融的，日常的行政语言是英文，但到中国出差、开会，华语完全没有问题。女儿是学生命科学的，在中国、香港或者台湾参加研讨会，只能用英文发表论文，但能用华语回答提问。现在，他们都当了父母，他们要求我们跟孙子只讲华语。
李光耀内阁资政认为，只要我们能将母语保留在适当的程度上，将来有机会发展时，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今天我们能够面对新的挑战，就是这个政策的贡献。在评价一项政策时，必须客观，不能感情用事。
以华语替代方言 建立双语教育制度
讲华语运动之前，新加坡华族最普及的语言是闽南话。闽南话广泛运用，留了下来，对新加坡是不利的。何况新加坡的闽南话，是没有书面语支持的闽南话。如果没有讲华语运动有意创造普及华语的大社会环境，以华语替代方言，并进一步支持学校里的华文教学，新加坡社会上的华语不可能这样普及。
李资政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英文本页172里说：“那个报告书（指1979年的《吴庆瑞报告书》）指出，广泛应用方言是有效学习华语的障碍。讲华语运动就是这个发现的其中一个结果。”
为了新加坡人的生存，我们必须以英语为行政语言，必须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华语只能是第二语言。这样做，目的不是在终结华文教育， 而是协助华文教育转型。华语普及了，年轻的新加坡人有一定的华文程度，在需要时，就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那些有华语语言天赋的，我们的教育制度也应该提供足够的条件，让他们发展，鼓励他们发展。李先生每一次到中国访问，见到年轻的新加坡人，就要问起他们，在中国工作，华文有没有问题？当他得到的答案是，只要半年到一年，华文就能赶上来。李先生就觉得安慰。他不断向我强调：奠下适当的华文程度是非常关键的。
李资政在晚年（89岁），还再一次谈及华语和方言的问题，他说：
“有建议说：‘华语已经在人民中间非常普及了，我们可以回到方言，让年老的可以观赏方言连续剧。’我反对。我指出，当我是总理时，禁止方言节目，鼓励人民说华语，是付出沉重的代价的。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我和华族整代人对抗：他们喜爱的方言节目被删掉了。李大傻是很有名的说书人，他在丽的呼声的节目就停止了。我为什么要让广东话和福建话去影响下一代？如果你恢复方言节目，你将会发现一部分年老的一代开始和他们的孩子或者孙子说方言。方言一定会逐渐恢复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一种大家都懂得的语言。将英国留给我们的四种源流的学校综合起来，就是非常艰难的事。……最后，市场价值解决了这个难题。英语跟世界接轨，吸引国际机构；母语使我们跟中国、印度和印尼联系。
“……情感和实际的原因，我们需要华文第二语文。我们不需要方言。将我们用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政治代价才达到的——将方言从媒体中除去——取消，将是愚蠢的。”
新加坡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内改变了社会的用语习惯，从华人之间在公共场合讲闽南话，不同种族之间讲通俗的马来语，到华人广泛应用华语和英语，并且建立了双语教育制度，都是李资政的贡献。
双语教育的推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李先生说“40年前，新加坡推行了一个具有前瞻性，但却不讨好的双语教育政策。”他把推行双语教育制度，当作他一生的挑战。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一小部分人觉得华文难学而放弃双语政策。”“规定华文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升大学，是要付政治代价的。”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华文的学习价值还没有显现出来，那时，李资政担心新加坡两份华文报的相互竞争，将对华文报的生存造成威胁，因此，他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并且和英文的《海峡时报》组成了报业控股，让华文报工作人员的待遇和英文报一样。这样做，保证了华文报的生存。对于华文报的语言，李先生要求语言正确，尽量向普通话靠拢，并且建议从海外聘请专门人员，专责监督《早报》的用语。同时，为了减轻年轻人读报的负担，吸引他们读华文报，也要求《联合早报》用词尽量浅白。
后来，他也要求英文报——《海峡时报》，设立双语版，让英文教育者有机会接触华文。这个版位的第一任编辑，就是我的博士生吴元华博士。现在《联合早报》出版的《我报》，是一份语言比较简易，新闻内容也压缩了的双语报刊，可以免费在地铁站取得。这份报刊，也是在李先生的建议下出版的，目的是让新加坡人继续接触华文。李资政设法保留华文，给大众提供接触华文的机会，用心良苦。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华文完全没有经济价值。华文能在新加坡留下来，是李先生决策的贡献。所以，他反复强调 “每一个新加坡人必须掌握不同程度的英语，以便在新加坡谋生，也必须掌握他们能力能及的母语。” “关键是双语。工作上需要英语，保留传统文化需要母语。不容易。”
作者：周清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前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系主任；前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