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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暴恐分子生成路径:“滴灌式”渗透无孔不入

2015-02-26 13:08:09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我恨他!是他害我变成今天这样。”听到伊明·努尔这个名字,铁窗后面的迪尼赛木·库尔班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她一直在哭泣,偶尔抬起戴着戒具的双手擦拭眼泪,但眼神闪烁飘忽,不敢与人对视。看守所的问讯室被一道铁窗隔开,洁净而阴冷。

即便可以接受普通信教民众对于“天堂”的向往,但“一心求死上天堂”恐怕还是会令绝大多数人感到费解。“以常人的思维看待这些暴徒的逻辑,你永远找不到答案。”多位南疆警员如此表示。

“我恨他!是他害我变成今天这样。”听到伊明·努尔这个名字,铁窗后面的迪尼赛木·库尔班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她一直在哭泣,偶尔抬起戴着戒具的双手擦拭眼泪,但眼神闪烁飘忽,不敢与人对视。看守所的问讯室被一道铁窗隔开,洁净而阴冷。

迪尼赛木·库尔班今年27岁,身材瘦弱矮小,宽大的囚服套在她身上显得空空荡荡。如果走在街上,她应该与一般维吾尔女孩无异。但现在,囚室外24小时站着持枪武警,要想回到外面的自由世界,她至少要经过两道铁门。

迪尼赛木·库尔班于2014年7月16日被新疆公安机关抓获。她涉嫌参与组织一个5人暴恐团伙,并预谋袭击乡政府和派出所,在市区人群密集场所“干大事”,制造影响。在她的居所,警方起获了25个尚未制作完成的燃烧瓶。

伊明·努尔是她的“丈夫”。他们“结婚”当天,并没有第三者在场,甚至伊明·努尔本人根本不在新疆。他只是通过电话念了一段“尼卡”,告诉迪尼赛木·库尔班他们已经是夫妻了。当时,伊明·努尔还拥有另外一个家庭,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事发后,人在内地的伊明·努尔逃往马来西亚,现警方正在缉捕中。

涉恐女性威胁增加

据当地办案警官介绍,在近年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中,类似迪尼赛木·库尔班这样的涉恐女性,威胁性开始增加。她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容易受到家庭或者家族男性成员的影响,继而对男性亲人绝对服从。恐怖团伙利用年轻女性的这些特点,单个或者集团作案,往往令人防不胜防。

大陆官方媒体报道显示,最近新疆多起暴恐事件均有维吾尔族女性加入。2014年9月21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发生暴力恐怖袭击,女性嫌疑人热孜娅·热合曼在爆炸中失去右腿。行动指令由一个陌生人通过电话下达,对方自称是她弟弟的朋友。她弟弟在当天的暴力恐怖袭击中被警方击毙。入院治疗后,她依然一心求死(上天堂),多次拔掉针头抗拒治疗。

此前,在“3·01”昆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年仅16岁的女性嫌犯在火车站广场手持双刀砍杀路人。“1·24”阿克苏新和爆炸案,有至少1名女性参与其中。2013年“10·28”天安门恐怖袭击案,车内两名涉事女性当场死亡。

一名有多年办案经验的维吾尔族警官称,恐怖团伙瞄准这个群体,是因为相比男性她们更为弱势,经济难以独立,面对“滴灌式”的极端思想渗透根本无力抗衡。但和车臣的“黑寡妇”不同,她们没有明显的政治诉求,也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只是“绝对服从”。

迪尼赛木·库尔班就是这种情况。遇到伊明·努尔时,她刚刚离婚,感情生活一片空白。她知道伊明·努尔有家庭,父亲当初也反对双方交往,但面对伊明·努尔的嘘寒问暖、海誓山盟,迪尼赛木·库尔班最终“缴械投降”。在完成所谓的结婚仪式后,她对伊明·努尔更是言听计从,从制作爆炸物到策划组织实施暴恐活动,均由其通过电话遥控完成。

除利用“爱情攻势”对女性施加影响,还有些人像热孜娅·热合曼一样是受家族至亲的影响。阿克苏警方去年年底侦破的一起暴恐案件中,一名女性嫌犯就被她的弟弟成功“洗脑”。

离婚后,这名嫌疑人被迫搬回娘家居住,感情和生计失去寄托,周围人也冷言冷语,平时下地、打水、做饭、洗衣服,什么活儿都得干。这时,唯一跟她关系不错的弟弟,开始向她描述“天堂”的美好,还劝她跟自己一起去。他对姐姐说,你的日子过成这样,实在太苦了,我们还是去“天堂”吧。“天堂里什么都有,钱、房子、老公……怎么样姐姐?跟不跟我去?”

至于“上天堂”的过程,则被弟弟描述得极为简单,不会疼,过程也很短暂,“你把这个线拉了以后,会听到‘砰’一声响,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在天堂了”。弟弟还告诉姐姐,到时他也会去,并相约“我们天堂见”。

一位在当地媒体工作的维吾尔族青年发现,在宗教极端思想的戕害下,南疆一些女孩可能已经沦为“性奴”。在结束采访返回乌鲁木齐后,他忍不住破口大骂:“脑子全被洗掉了!”据他了解,这些人会先向女孩灌输宗教极端思想,然后劝说她们以侍奉“殉教”人士为名“献身”,“凡为主道而奋斗的人,你们要为他们奉献自己”。但此事真伪,还有待新疆警方证实。

一心求死“上天堂”

即便可以接受普通信教民众对于“天堂”的向往,但“一心求死上天堂”恐怕还是会令绝大多数人感到费解。“以常人的思维看待这些暴徒的逻辑,你永远找不到答案。”在南疆采访期间,多位长期经手此类案件的警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在他们经手的案件里,除了事后抗拒治疗的情况,还发生过已经服刑的案犯提起上诉,要求将无期改判死刑的事儿。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尽快“上天堂”。有一次,在问及犯罪嫌疑人为什么选择攻击派出所时,得到的回答:一是警察是首先要被消灭的“卡菲尔”;二是,“警察手里有枪,这样死得快,不会疼”。

一位长期与这个群体打交道的维吾尔族警官解释,在暴徒眼中,唯一的真神安拉会护佑自己,而“卡菲尔”则是魔鬼。“卡菲尔”影响了自己的信仰,罪不可恕。自己为真主清除他们,就能进入“天堂”。“凡是跟他们不一样的人,都是‘卡菲尔’。汉族人、警察,不赞同他们主张的世俗派维吾尔族人,甚至像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那样的宗教人士”。

诸如此类极端思想在南疆的传播,全部藉由宗教途径。先是宣称遵守他们所谓教义的才是真正穆斯林,向他们灌输“伊斯兰教法高于一切”,继而改变这里逊尼派穆斯林人士的信仰,并持续强化、逐渐渗透至其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待奠定较广泛民意基础,再从中物色“愿意献身”的合适人选,直至煽动实施暴力恐怖活动。

随着全球伊斯兰保守思潮的极速蔓延,暴恐音视频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加上伊拉克ISIS恐怖组织的迅速崛起,中国政府严打之下的暴恐活动也持续升级。从2013年“10·28”天安门金水桥事件开始,到2014年乌鲁木齐“4·30”和“5·22”恐怖袭击事件,直至最近的莎车“7·28”和轮台“9·2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官方报道中均有嫌犯“自爆身亡”的字眼。这明显是对境外一些暴力恐怖组织的效仿。

对南疆社会有着持续观察的维吾尔族青年艾力亚·阿不拉,认为一个普通农民的孩子变得如此决绝,只能是被强行灌输的极端思想“洗脑”,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解释。而南疆维吾尔社会发生的变化,已经开始影响这里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在乡村抽烟被殴打,县里卖烟酒的商店被烧、人被杀,诸如此类以违背所谓宗教教义作案的案件多发,被害者都是世俗穆斯林或者不信教的汉族民众。

这种影响,甚至已经波及到一些原本世俗的年长穆斯林。和田有一个医生,原本在乡里的医院工作,退休以后回家开办了私人诊所。因为早已衣食无忧,他并不在乎赚钱,只是想有点事情做。但奇怪的是,有时村里人来看病,他只是看一眼,并不搭理,也不给人看病。黑袍蒙面的妻子问他,为什么不给人看病就让人走了?他回答:他没有留大胡子,老婆、女儿也不蒙面,我不给这样的人看病。

“滴灌式”定向渗透

虽然假借宗教名义传播,但如果询问这些人关于《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基本常识,他们根本不知道。《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到的几名嫌犯,甚至说不出穆斯林要做的五大功课,也没有一个人读过《古兰经》。据办案警官分析,这其实是宗教极端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最大限度简化教义,以利传播和煽动。而在宣传方式上,更是无孔不入、极尽所能。

新疆警方曾发现过被有意放置在街头的SD卡,外面用人民币包裹,有的还特意挑选醒目位置,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诱导捡到的人去看里面的内容。即便制作简陋的宣传画也相当简洁直观,颇具心理和视觉冲击力。有一幅在网络流传的有关“吉里巴甫”服装的宣传画,画着两个女人,一个穿着黑色的吉里巴甫,但与之对应的是一只长着漂亮羽毛的大公鸡,气宇轩昂;还有一个穿着普通时髦衣服的女人,对应的却是一只耷拉着脑袋的脱毛鸡。然后是两条路,一条通往“火狱”,一条通往“天堂”。最后,大公鸡进“天堂”,脱毛鸡下“火狱”。

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大做文章,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向南疆的穆斯林民众灌输宗教极端思想,是此类宣教的惯用手法。尤其一些没有固定职业的底层民众,因为生活困苦,对现实世界失去信心,更容易将毕生希望寄托于宗教。目前的重点涉恐人群,也多来自这个阶层。办案警官分析认为,相比之下,政府的宣教方式单一,针对性不足,而南疆现在的绝大多数宗教人士,并不具备与这些宣传攻势相抗衡的能力。迪尼赛木·库尔班的父亲,就是当地清真寺的一位伊玛目,但他不仅无法阻止女儿被宗教极端思想“洗脑”,自己也加入了女儿的5人暴恐团伙。

长期经手此类案件的一位维吾尔族警官说,这种方式看似简单原始,但最适合南疆乡村现状。这里98%以上都是信教群众,他们有宗教需求,但知识水平差,基本都是文盲,也听不懂汉语。“我们现在经常下农村去做宣教,跟那些老百姓讲法律、讲政策,他们根本听不懂,也不认这些,只有跟他们讲《古兰经》怎么说、真主怎么说,他们才会接受。”他说,“在南疆,宗教人士就像一块磁铁,而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吸引力”。

他举例,南疆2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重点涉恐人群,他们一般至少四五个兄弟姐妹,加上维吾尔社会离婚率高,成员之间关系复杂,其家族一般极其庞大。如果一个人被抓,有关方面又没有做好相应解释工作,可能导致整个家族对政府产生误解甚至仇视。有一次,他们去嫌犯家里做工作,反复讲根据法律哪些条款规定要判刑,对方就是不接受。后来他们只好说,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伊斯兰教规定,无故杀人是大罪,要受到真主的严厉惩罚。对方才表示理解。

另外一个可以佐证的事实是,在新疆政府为“去极端化”而制作的一系列宣教材料中,最受当地民众欢迎的,是一张伊斯兰教界人士驳斥“圣战殉教进天堂”谬论的光盘。在这张光盘里,来自全疆的70余名大毛拉、伊玛目和阿吉,按照伊斯兰教经堂规制要求,用维吾尔语引用《古兰经》《圣训》等宗教经典进行宣讲,谴责暴力,引导正信。

除了简单直观,宣传宗教极端主义的音视频都制作精良,深谙传播之道,能够抓住人的心理,有些更直接针对政府的措施作出反应,速度极快。22岁的维吾尔族青年吐尼亚孜·马木尔卖掉了自家的土地和房子,准备2014年7月从广州越境,但在出境时被公安机关抓获。他所讲述的偷渡动机,就与一部宣传片有关。

“吉里巴甫”是政府明令禁止的宗教服饰,然而宣传片里就说,不穿不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以后要下“火狱”。你的女人连这种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你必须要“迁徙”,到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去。就这样持续不断地向他灌输。加上之前在调查他的表亲时,警方误将吐尼亚孜·马木尔抓进看守所关了半个月,他一直耿耿于怀,满脑子想的都是“迁徙”。

最常被拿来做宣传鼓动的目的地国家,一个是阿富汗,一个是土耳其。警方事后查明,吐尼亚孜·马木尔团伙一共32人,成员之间都有血缘关系,其中9人已经成功越境。最先组织“迁徙”的,是吐尼亚孜·马木尔的表弟卡兹木·艾海提,目前在逃。因为南疆管理严格,为了顺利拿到护照,他还把自家人的户口全部迁到了北疆的伊犁。据警方掌握的线索,已经成功越境的9人,都是卡兹木的兄弟姐妹。像这样拥有10个孩子的家庭,在南疆乡村并非绝无仅有,为逃避政府的检查,有人从来没有申报过户口。新疆政府2014年3月派驻南疆乡村的一万多个工作组,其中一项工作职责,就是入户重新核查人口信息。

当地警员说,目前专门有“迁徙”中介从事这项工作,一般都是维吾尔族人或者内地穆斯林,这些人和境外联系密切。2014年11月,上海警方曾侦破一起9名维吾尔涉恐人员偷渡案。警方事后查明,原籍喀什、现在土耳其的达吾提,与在境外的土耳其人拉马赞等人,以收取每人6万元为条件,组织上述人员使用变造土耳其护照偷渡出境。而前期已经成功越境的人,又会给疆内的人以鼓舞,导致类似案件在南疆日益增多。在一些乡村,如果听说哪家人出去了,村里马上就会产生新的追随者,“就像传染病一样”。

据公开报道,2014年以来,在东南亚的偷渡营地,当地警方发现了数百名维吾尔族人,有的还是举家“迁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打算“迁徙”的人,并不都生活贫困。卡兹木·艾海提准备迁徙时,变卖家庭财产所得就有80万元。除了种地,他还同时从事水产养殖的家族生意。

责任编辑:瓶子
来源: 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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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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