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台湾”这句话不再让人激动

台湾人将自己与大陆人比较时，称自己更健康、富有，也更有礼貌，且作为“民主政体”，比大陆更好。外国人若说台湾亦有缺陷，比如交通危险或环境退化，就有可能招来所谓大陆相关状况更糟糕的反驳。鉴于两岸民众均以汉族人为主，而且自从台湾在上世纪40年代“自治”以来，更大更强的大陆就对其宣称主权，双方存在一种天然的“竞争关系”。

但普遍而言，大陆正在迅速变化，而30年后重回台湾的人竟然会说，他们仍能认出某个街区的每一家商店。就在大陆逐渐“侵蚀”如同对岸生命线的代工合同时，台湾却拒绝变化，使自身经济几无新的发展方向。

(大陆给台湾的)显而易见的经验是：试着在公寓和道路之间增加一些庭院、人行道的空间。这些在大陆城市常见的措施将有助于降低台湾城市的密度，并增加呼吸空间(尽管大陆的空气也很污浊)。

台湾或许还能以大陆为榜样，鼓励以传统文化为荣，比如在茶楼冲泡一壶壶茶水，而不仅仅是将茶叶标上“老年饮品”售出，供人在家冲饮。

但最难得的经验在于抱负——这可以作为对台湾人日益抱怨缺乏方向的回应。

本月，一名50岁的台湾电脑经销商告诉我，他准备关闭在经营了12年的上海销售办事处。与当初他刚来上海不同，如今的大陆人完全掌握他销售的科技和打造客户基础所需的必要礼节。“我来自台湾”这句话不再有“让人激动的”价值。他不知道回到台湾后能做什么。“我是被淘汰的人之一”，这名曾经的销售员杰夫·吴说，“对任何与销售有关的工作而言，我们都没用了。”

与他交谈后不久，我遇到一名从北京来台北的朋友。她抱怨说，在北京，人们为得到更高薪酬、更大房子和作为身份象征的汽车，都在提防别人又在伤害别人。但“这颗心”至少在砰砰跳动，人人都在展现抱负。在杰夫·吴这类人落后的时候，需要充满抱负的精气神才能获得成功。

如今，台湾的大学生倾向于安稳的白领工作而非创业，就业趋于饱和，政治人物的词典里缺乏“创新”，这令工资停留在低水平。家长也鼓励小孩找安稳的工作，以确保孩子不会从事打渔、务农或其他在台湾现代化之前非常普遍的艰苦工作。

正如台湾人所言，变化应从早期教育做起。不过，台湾的小学仍强调死记硬背，学生们对用麦克风讲上几小时却不开展课堂讨论的教师惟命是从。对大陆学校，我也听到过类似说法。但我10年前在北京某主流大学教写作，许多学生就勇于在课堂上发言，自由地尝试新的叙述方式。我曾经在台北一所大学的新闻班授课近两年的时间，但必须恳求甚至威胁学生参与讨论，而那些最聪明的学生，则尽可能多地逃课，却仍能及格。

台湾学生的“聪明”还体现在对22k工资的吐槽上，但实际工作中的表现见仁见智

我的北京学生毕业后将在大陆顶尖媒体工作一两年，为了发展事业，在必要时他们会伤害别人、保护自己。有些人会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许多学生到海外攻读更高学位或谋求工作，在面临签证限制的情况下，这并非易事。

一些人为了金钱或学位离开大陆，另一些人去研究一个新的国家，用自己的个人经历取代从教科书或媒体上获知的世界知识。迫切了解这个世界的雄心，使大陆人深谙国际事务并广交朋友，以在中国境外打造品牌，了解一系列市场的消费者需求。否则，他们将停滞不前，像许多顶尖台湾企业那样依赖那些过时的生意经，比如“给我点贴牌生产的代工合同就行啦。”

一些大陆人会怀着让大陆变得更健康、更富有，并把中国治理得更好的决心回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