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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 对皮克提“资本论”的读后思考

2014-06-05 17:22:14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皮克提的数据集富有价值,但他对于不平等和寡头倾向出现的解释则有着严重缺陷。他有关于应对不平等的补救措施的建议是天真的、乌托邦式的,他也当然没有提供一个21世纪的资本的实用模型。为此,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和他在当代所具有的同等价值。

对皮克提“资本论”的事后思考

大卫·哈维

郭鹭 译  马秀英 校

托马斯·皮克提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最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主张通过累进税制和全球财富税的手段,作为遏制由”继承”形式的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可怕的”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扩大趋势的唯一途径。通过翔实的文献和无可辩驳的细节事实,他描述了在过去两个世纪,财富与收入两者间的差距所引发的社会不平等是如何演变的,其中特别侧重强调了财富的作用。他摧毁了人们关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普遍观念:后者是传播财富和保卫个人自由的坚强壁垒。皮克提向我们展示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没有受到任何主要的再分配干预措施影响的状态下,是如何产生了反民主的寡头。此举在华尔街日报所引发的震荡就足以令自由主义者备感愤怒。

 

这本书往往被视作卡尔·马克思那本19世纪具有相同标题的著作在21世纪的替代物。皮克提实际上否认这是他的意图,也只是因为其根本不是一本关于资本的著作。它并没有告诉我们08年金融崩盘的原因,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为走出长期失业和丧失对房产的抵押品赎回权这一双重负担的阴影的努力竟持续了如此之久。它不会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到目前为止,美国相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如此迟缓的原因,也无助于理解伴随经济停滞的欧洲锁定财政紧缩政策的原因。皮克提在统计学上展示了(我们应当对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表示感激)资本往往在其整个历史中不断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趋势。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早已不是新闻。事实上,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里就已得出了同样的理论性结论。皮克提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并不奇怪:面对那些将他称作一个伪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右翼媒体的指责,皮克提声称他并未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皮克提列举了很多数据来支持他的论点。他关于收入和财富之间差异的解释是有益且具有说服力的。同时,他还热心地提出了一个建议:将继承税、累进税制和全球财富税等措施作为可行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在政治上几乎不可行)应对财富和权力的进一步集中的解毒剂。

但这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的不平等趋势为什么会出现呢?从他的数据中(同时也掺进了一些跟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相关的优雅的文学典故),皮克提获得了据以解释此情况的数学法则:作为构成那著名的1%(有幸于“占领”运动对此所做的术语的通俗化)的财富的日益积累是起因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资本的回报率(r)始终超过收入的增长率(g)。这些——皮克提说到——是且总是资本的“核心矛盾”。

但这种统计规律几乎不构成作出充分的解释,更别说是成为一个法则了。那么是什么力量产生并维持了这样一个矛盾呢?皮克提并没有说。法则归根到底就是法则。马克思则显然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权力的不平衡的现实存在归因为这样一种法则,而这种解释依然具有其生命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源于劳动力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衰退,劳动力占国民收入比例接连下降,表现为以资本动员技术、失业、外包和反劳方政策(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来压制所有反资方势力。艾伦·巴德,作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经济顾问,在非正式场合承认了80年代的反通胀政策已被证明为“提高失业率的绝佳方式,同时失业率的提升也是减弱工人阶级力量的一个理想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它被用作以期在资本主义危机中重建劳动力后备军、便于资本家攫取高额利润的手段。”在1970年,普通工人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大约有30倍,现在则远远高出300倍,而在麦当劳达到了约1200倍。

但就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皮克提甚至在从未看过的情况下就令人愉快地无视了它),马克思指出了资本倾向于压低工资会使得商品销售市场在某一时刻出现萎缩。亨利·福特也曾承认了这种两难局面,并通过对雇佣工人实行日薪5美元的8小时工作日制度来——按照他的说法——借以刺激消费需求。许多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30年代出现大萧条的基础。这在二战后启发了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的不平等(虽说相较于财富而言并没有多少)并带动了需求的强劲增长。但这种解决方案是依赖于劳动力所把持的相对权力和“社会国家”(皮克提的术语)的建设并借助于累进税制提供资金支持的。“总的来看,”他写道,“1932年~1980年这近半个世纪的时期内,美国最高联邦所得税平均为81%。”这一切都并未抑制经济增长(作为皮克提驳斥右翼理念的另一项证据)。

在60年代末,许多资本家都清楚意识到需要对劳动力自身权力过大做出应对措施。因此,从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的万神殿中被降级的凯恩斯,再切换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供应方思维,改革运动通过减少税收、对“社会国家”的解构和限制劳动力权力而得以稳步进行。1980年后最高税率的降低与资本收益——为超级富豪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全美范围内实现的更低水平的税率,令位居最上层的1%的财富流动率异常低下。皮克提说明了这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这就使得利益在社会阶层中自上而下传递的“涓滴效应”(这是右翼所挚爱的另一个理念)就此失灵。这一切均不是由任何数学法则决定的,它都关涉政治问题。

在改革的车轮通过驱动周期之后,更迫切的问题出现了:需求在哪里呢?皮克提有系统地忽略了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的信贷巨额扩张——包括对进入次贷市场所需的抵押贷款融资延期——则对此避而不谈。但由此产生的资产泡沫注定要走上07~08年雷曼兄弟与信贷系统的最终下场的老路。然而,利润率的迅速恢复和私人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却并不像其他任何事物在09年后所表现的那样糟糕。在美国,企业也还一如既往地坐拥高额利润率,虽然他们拒绝花费自身持有的大笔现金——理由是市场不甚可靠。

皮克提制定的数学法则掩盖了它自身所揭示的阶级政治进行时。如同沃伦·巴菲特所指出的:“这里无疑有阶级斗争,它是由我所属的阶级——富人——所制造的,我们也正逐步取得胜利。”他们胜利的关键措施之一是作为位居顶层的1%所据有的财富比之其他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然而,在皮克提的论点中存在一个中心困难,那就是对于资本的错误定义。资本是一个有继发展的过程,而非单纯的物。它包括了频繁进行的“钱生钱”这一流通过程,而并不仅仅只是对劳动力的直接剥削。皮克提将资本定义为私人、企业和政府所持有的全部资产股票——可以进行市场交易而不必顾及是否正在被使用的所有资产存量。这还包括土地、房地产和知识产权,以及我的艺术和珠宝收藏品。如何确定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则是一个还未得到商议解决的棘手的技术性问题。为计算出一个有意义的回报率r,我们必须有一些能够以某种方式对初始资本进行价值评估的方法。不幸的是,商品价值本身无法进行独立的价值评估、并据此服务于生产和提供其市场销售价。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这是皮克提思考的基础)就建基于这样一个同义反复。资本的回报率取决于增长速度,这源于资本的价值是决定于其生产方式而非作为结果的产品。它的价值深受投机条件和著名的“非理性繁荣”——由格林斯潘所发现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特征——的严重扭曲所影响。如果我们将住房和房地产业——更不用说作为对冲基金的艺术收藏品的价值了——从资本的定义(其所包含的基本原理是相当薄弱的)中减掉,那么皮克提有关于财富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解释就将完全失败——尽管他所描述的过去和现在的不平等状况仍将保持不变。

货币、土地、房地产和未被有效使用的厂房与设备都不是资本。如果正在使用的资本的回报率较高,那是因为资本的一部分受到罢工的影响而从流通中被抽出。限制新投资的资本供应(我们现在正看到的现象),以便确保流通中资本的高回报率。这种人为的稀缺性的创造并不只是石油公司用以确保其高回报率的专利:它是一切资本在有利之机都会做出的行动。这就是支撑资本回报率的上升趋势(不管它如何被定义和衡量)总是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的基础。这就是资本为确保其再生产而丝毫不顾会引起我们其余人多大不安的后果。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皮克提的数据集富有价值,但他对于不平等和寡头倾向出现的解释则有着严重缺陷。他有关于应对不平等的补救措施的建议是天真的、乌托邦式的,他也当然没有提供一个21世纪的资本的实用模型。为此,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和他在当代所具有的同等价值。

原文:

Afterthoughts on Piketty’s Capital

http://socialistworker.org/blog/critical-reading/2014/05

责任编辑:玄武星
来源: 少年中国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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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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