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江城：野生大象成灾 村民遭到野蛮驱逐

对蔡应升而言，妻子留给自己最深刻的记忆，是在遭到大象袭击后，90来斤重的妻子，成了一坨“只有十来斤的碎肉与碎骨”。

2014年5月5日中午，在蔡应升的家里，他向《南风窗》记者比划着在咖啡地里，他所能寻找到的妻子身上的一些部位。蔡应升是云南省江城县整董镇滑石板村新康组村民。说起54天前妻子张德芬的遭遇，一开始，他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像在述说别人的故事，但说着说着，声音开始变调，脸部逐渐抽搐。突然，他静默不语，仰起了头，想以此框住不断涌出的泪水，但还是溢出眼角，簌簌下滑。

悲惨的一幕，发生在今年3月13日。这天中午，蔡从苞谷地回来，没见着妻子。“一般中午12点，她就该回来了。”蔡应升说，这天早上，妻子到离家3公里外的咖啡地里喷洒农药。当他到咖啡地时，见到的是被踩烂了的喷雾器，农药水洒了一地。蔡应升边喊边寻找妻子，小半边的脑颅、半截的手臂、一只脚跟……妻子身体的一些部位，相继被发现在离喷雾器十来米，甚至几十米远的咖啡地里，有些尸骨还挂在咖啡树上。

惨剧并未就此终结。4月12日，同村的赵家有在苞谷（玉米）地里除草时，也被大象踩死。

短短一月，大象连续夺走两条人命。恐慌的气氛，顷刻弥漫在整董镇上空。滑石板村的村民，更是不敢到地里务农。一些村民选择逃离、外出打工。但年迈的老人及还在当地上学的孩子，则继续在恐慌中无奈坚守，命运未卜。

对大象掳走生命、糟蹋庄稼、进攻家园，除了躲避，村民无计可施。毕竟，这些袭击人类的“大家伙”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亚洲野象。滑石板的村民也不愿再为它们搬家了，他们显然受够了。13年前，他们已为同为国家级保护动物的黑颈鹤，从同属云南省的昭通市昭阳区的大山包乡搬到了现居住地。当时，从千里之外的滇东北到滇南，汽车为此长途跋涉两天两夜！但命运并未因此改变。

他们是一群为国家级保护动物“驱逐”的村民。政府部门，还有很多动物保护人士，聚焦于国家级保护动物的命运，但人，这些村民，似乎是没有这些待遇的。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大象来了

江城隶属普洱市，位于云南南部，是云南唯一与老挝、越南两个国家交界的县。到江城“转身游三国”的区位优势，使这里具有诱人的魅力。但和外界向往的不一样，近年，特别是最近两个月，当地人争相离开这里。这源于亚洲野象的出现。

2011年10月18日，亚洲野象群首次出现在江城县，当时数量有18头。2013年3月，野象数量增加到24头。今年3月，野象数量猛升到43头。野象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江城县整董镇，其中又以该镇的滑石板村为重点活动区域。随着野象增加，对村民的祸害也在不断加剧：由原先的与人争食、踩踏农作物、经济作物，到进屋捣乱，再到攻击人类……这里的村民生产、生活，乃至生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村民对野象的态度出现了大扭转。江城县委宣传部在给《南风窗》记者提供的一份材料中也坦承，村民对野象的态度，已由野象刚来时的奉为上宾，转为“一定程度的厌恨和恐惧”。

厌恨和恐惧，主要是野象对人类生产、生活的破坏，以及对人类生命的威胁。滑石板村一带，山地为主，村民主要农作物是种苞谷，经济作物以甘蔗、芭蕉、咖啡和橡胶树为主。但成年的大象，每头四五吨重，小象每头也有三四百斤重，这样的一群野象，所到之处，不是吃完就是踩尽。

滑石板村陇山箐村民张文芝告诉《南风窗》记者，大象来以前，她家每年收的苞谷有1万多斤，但大象来后，每年损失上万斤苞谷，只能收获二三千斤苞谷。除了苞谷，甘蔗和芭蕉也是大象的最爱。2012年，村民黄世仟种的几亩甘蔗和芭蕉，几乎全被大象吃光。“剩下二三分地的甘蔗，也被踩断成好几节，绑都绑不了，没法卖。”黄世仟告诉《南风窗》记者，受糟蹋的不只这些，还有咖啡树、橡胶树。

大象不食咖啡树、橡胶树，但它体量庞大，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一脚踩下去，咖啡树的树根就会断掉，接而死掉。村民费兴旺是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大象监测员，他告诉《南风窗》记者，他曾测量过，出现在滑石板的这群大象中，脚印最长的有37公分，最小的也有十几公分，“在地里，大象每前进一步，都是重大损失”。

5月4日中午，滑石板村村委会主任孔令华告诉《南风窗》记者，大象对当地村民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至少在60%以上。最近两个月，因大象连续攻击两村民致死，村民更是不敢下地干活。

最近一次袭击致死的事件出现在4月12日，这天早上8时许，村民赵家有带着13岁的儿子赵升刚在苞谷地里除草，突然就遭到了大象的攻击，赵家有丧身于大象硕大的象脚下，赵升刚侥幸跑脱了。“刚出事那会，儿子连续3天不说话。偶尔说，也是胡话连篇。”赵家有的老婆张文芝告诉《南风窗》记者，大半夜里，儿子经常突然惊醒大叫，“大象来了！大象来了！”并长时间惊魂未定。

赵升刚至今没有接受过心理治疗。孔令华说，“农村嘛，遇到这种情况，经常就是请请道公、仙婆，做做法术。”

不只小孩，恐惧同样在大人的心中不断滋长。5月14日，黄世仟简单打包了行囊，就开始朝湖南出发了。黄世仟说，儿子在湖南打工，因担心他再遭大象袭击，坚决要他离开滑石板村。

赵家有出事的前十多天，黄世仟曾遭到大象袭击。当时，黄世仟驾着摩托车去地里干活，途中，在前行方向30多米处，他发现有两三头大象。慌乱中，黄世仟扔下摩托车拼命朝山上跑……大象见状也追了过去，见到扔在路上的摩托车后，大象用脚跺坏了摩托车。黄世仟为此花了200多块钱才把车修好。

这并非个案，赵家有出事的同一天，骑着摩托车出行的村民费兴龙，也在路上遇到了大象。远远地，他扔下摩托车拼命奔跑，结果摩托车也被大象给跺烂了。

在家不敢下地务农，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了外出打工。地里已经种下的农作物、经济作物，无人看管，也无心看管。

超低的补偿

江城县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自2011年10月18日，大象进入江城县整董镇以来，截至2013年底，已给当地群众造成经济损失1030万元。这还不包括2014年至今的情况。

当地政府也在积极运作，但获得补偿金额无异于杯水车薪。江城县林业局工作人员白梁芳告诉《南风窗》记者，2011年，县林业局向上级争取了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经费，补偿农户69.2万元；2012年，县林业局筹集20万元资金为全县农户购买了野生动物公众责任险；2013年，县林业局又筹集30万元向太平洋保险公司购买这一公众责任险。2012年，保险公司向江城县农户赔付了151.77万元。但2013年，太平洋保险公司本应赔付的140多万元中，截至2014年5月5日，实际只赔付了53.409万元。

剩下的金额何时赔付到位？太平洋保险公司普洱支公司负责此事的谢兵（音）告诉《南风窗》记者，赔付的金额，分公司还在核查，预计最近一两个月能到账。不过，即使赔付，村民获得的保险金并不多。比如，被大象毁坏的橡胶树，树龄5年以上的，每株赔付22元，5年以下的，每株赔付10元。但现实中，购买橡胶苗，每株就要25元左右。孔令华说，“赔付金额连橡胶苗都买不起，还不包括每年肥料和管护成本。”

此外，13年前，因移民才成立的滑石板村，土地核权发证率很低。而保险公司的赔付，并不是以农作物实际损失的面积来赔付，而是以农户耕地合同书上载明的面积来赔付。以孔令华家为例，他家土地核权发证的只有12亩山地，但他家实际种植38亩，但损失最多也只能按12亩计。

据江城县政府透露，整个滑石板村核权发证的土地面积不足3000亩，但全村实际耕种的面积约1万亩。村民对不以实际面积赔付的行为很是不满。

对赔付保险金额过低的指责，太平洋保险公司称，这是因为政府缴纳的投保金额太低了。 “我们一直都在亏钱。”谢兵说。

进入2014年后，当大象出现在江城并损坏村民农作物时，没有保险人员去核实损失。记者了解到，这是因为，目前当地政府仍未就“为村民投保”一事和保险公司达成协议。5月6日，江城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向《南风窗》记者证实，“由于野象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保额，2014年太平洋保险公司不愿意再签订合同。”

对江城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而言，除向上级申请给予资金扶持、希望上级提高野生亚洲象的投保额及赔偿标准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种种困境下，离开村庄、外出务工就成了村民最明智，也是最无奈的选择。但重回过去，也是滑石板村民不愿再重蹈的老路，因为他们曾有过刻骨铭心的迁徙人生。

迁徙人生

从昭通市昭阳区大山包乡，到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那场始于2001年3月的大迁徙，是村民最不愿意提起的往事。这场迁徙，是为了给黑颈鹤腾出空间。拥有3000多米海拔的大山包，年平均气温不足10℃，但却是黑颈鹤栖息的乐园。

1989年，黑颈鹤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一刻起，大山包的很多村民就注定了要颠沛流离。1990年，昭通市政府批准建立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1994年经云南省政府批准，该保护区晋升为省级保护区。随后，由云南省政府布局运作的跨市移民，在2001年有了实质性举措，大迁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政府积极运作后，黑颈鹤终于有了更多的活动和生存空间。2003年，保护区也因此顺利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区。随着保护区级别的提升，黑颈鹤也从最初的300余只，发展到现在的1300多只，大山包成了黑颈鹤越冬的“天下”。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地村民几经波折的命运。时任大山包乡合兴村村委会主任的孔令学，全程见证了这次大迁徙。当时，他和省市组成的工作组一道，多次前往江城的滑石板村考察，并在那儿驻扎3个月。和大山包相比，滑石板的气候宜人，适合农作物生长，耕种条件比大山包好，而且生火做饭可以就地取柴，不需要花钱买煤。这也是这场大迁徙得以顺利进行的主因。

大迁徙分4批进行，涉及大山包的合兴村、马路村、大兴村、车路村、老林村，近300户1200多人。

不过，一些村民并不适应那边的生活和气候，他们都觉得江城的天气太热。尽管，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江城，年平均气温不过18.1℃。在最热的6、7月份，平均气温也不过22.2℃，气候十分舒适。但对常年呆在高寒地区、年均气温仅6.2℃的大山包村民而言，江城确实算是“很热了”。

上千名迁移过去的村民，来到了江城后，拥有一个新成立的行政村—滑石板村。1000多名村民散居在离整董镇政府7至15公里远的5座大山坡上。这5座山坡，后来成为了滑石板村5个小组所在地。当时，政府为每户村民建了面积27平方米的房子，结构是“空心砖、石棉瓦”。“当时，说这些房子是临时安置的。”孔令华说，但13年过去了，居住的依旧是这些房子。如今，这些临时安置房也已退化成危房，普遍出现墙壁开裂等情况。

在孔令华家，他向《南风窗》记者提供一份以村委会名义打印出来的《滑石板村的困难和问题》报告，报告最后一句是村民向政府提出了要求，“要保护亚洲象，必须先解决我们的生产、生活问题”—这是一行被加粗了的黑体字，格外醒目。

这是留守者最后的挣扎。一些不适应当地气候的大山包村民，在搬到滑石板数月甚至一两年内，都陆续离开或搬回大山包。“最初一两年，回去的村民，约有200人。”孔令华说，那段日子，包括他在内，心一直是悬着的，因为“久不久就听说谁谁搬回去了，感觉自己有一天也会回去”。

部分村民的离开，是因为水土不服。来到滑石板后，他们生疮并伴随多种疾病。而居住地附近没有医院，镇上的医院离居住地，光走路就要两个多小时。更多的村民是病后无钱医治。

“过去后，我们全家大小都生病，儿子落下的病根，至今没痊愈。”5月8日中午，在大山包的老屋里，张开发告诉《南风窗》记者，当年他带着他家两个姑娘先撤了回来，老婆和儿子则晚他3个月才回。分两次返回大山包，主要是“一次性拿不出那么多路费”。

当时，张开发怀揣着仅有的600块钱和两个女儿回到大山包时，身上仅剩8块钱。买了两包烟和两把面条后，张就身无分文了。到家时，父母挤出一点土豆和荞子给他们充饥。张开发体会到了日子的艰难和人情的冷暖，回到老家后，他的孩子都没钱上学，孩子每天就上山采药材，一天收入两三块钱。他主要到村里帮人建房、糊泥巴，每天就挣10块钱。

张开发的遭遇算是比较好了，至少他在大山包的破房子还在。一些当初迁走的村民，房子或卖或拆，回来后，根本没地住。和张开发同村的刘阳会，从滑石板回来后就属这种情况，他的老婆、小孩只好蜗居在一个已搬迁的小学校舍里居住，这一呆就是两年多。刘阳会只好到昆明一些工地打工挣钱，凑了一些钱才回家给妻儿搭了个棚。

迟学虎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迁徙前把房子卖给别人，尔后反悔回来退钱。但人家死活不肯让出房子，他强行入住了一年，但每天都和那家人吵架。吵了一年多，人家还是不肯退房，迟只好带着妻儿重返滑石板。

在滑石板，村民的日子并不好过。除了要适应气候、水土等因素外，还要学会新的耕作技术，因为大山包地处高寒地区，居住在那儿，他们只学会种植马铃薯和荞麦。至于玉米、甘蔗、芭蕉等不适宜在大山包种植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他们来到滑石板后也不会耕种。搬迁初期，政府给村民每月每人发40元的生活补贴，但半年后，就没再发了。“当时感觉就是把我们弄到原始森林后，就不管了。”孔令华说，直到2007年，困难的村民才有资格在江城获得低保。

那些困难的时期，不少村民无奈外出打工，留守在村里的村民也到江城土著居民家中为他们打工，比如挖地、收苞谷、砍甘蔗，有时一天就为了挣到5斤大米。

经过几年的劳作，滑石板的村民才摸清了所在区域适合种植的经济作物、农作物，生活开始有所改善。但2011年10月18日，大象来了，一切的生产、生活秩序重新被颠覆，“农民不敢去种地，土地抛荒后，十多年前初来时的困境或将重演。”费兴旺说，年轻的，还可出去打工，年老的呢？

是否要再次为国家级保护动物腾出空间，而继续迁徙？如果是，能迁到哪儿？大山包的故乡已回不去了，他们在那边的户口已被注销，而其迁徙后腾出的土地，要么留给黑颈鹤活动，要么发包到当地新增的村民手中。当然，也没人愿意重回过去，因为他们清楚：新的迁徙，也不过是让13年前那场生离死别的悲惨命运再一次轮回、重演。但留下的空间，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