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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病也提拔 升官一把手说了算

2014-04-10 20:18:25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要在中国至少700多万官员中,将优胜者层层选拔出来,不仅需要一台复杂的机器,还需要一套复杂的操作系统。

十八大后,在领导人讲话、会议以及文件、条例中,这套操作系统逐步更新,有了新版本。比如标准有了“好干部”,原则增加了“以德为先”,程序上必须先“动议”……

这是一个关乎庙堂的事,因为它不仅涉及如此一大群人的升迁进退,也涉及庞大的国家机器如何运转。这个精密的系统,终将是推动中国向前走的代码。

县里一个重要岗位空缺,组织部门还在考察干部时,外面就盛传谁会接任。到最后,组织部考察的干部在常委会上没有通过,“盛传人选”真的胜出。正儿八经的组织部长竟然不如“地下组织部长”灵通。

“带病提拔”,需要过几关?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通常某个高级别贪官“落马”后,公众会惊觉其被一路“带病提拔”。但在东窗事发前,即使通过各种途径举报、信访,都不能影响一部分贪官的“升官发财”之路——这种现象,在官场可谓屡见不鲜。

统计数据佐证了这一直观印象:去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

另一份研究报告的统计数据更触目惊心: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2012年作出的一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在2002年11月至2011年6月里,72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近八成曾得到职务上的晋升。

公众不禁好奇:这些“身染重病”的贪官,究竟是如何闯过层层关卡?是他们的演技太好,还是“体检仪器”本身存在缺陷?

“蒙混过关”者少,“强行闯关”者多

一名曾担任过县委书记以及地级市副市长、市委组织部长的官员向廉政瞭望记者介绍了官员提拔的大致程序——当某一个主要领导岗位出现空缺时,组织部门首先会对相关干部进行考察,并从中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人选初步确定后,组织部会向同级纪委发出公函,征求意见。纪委方面会召集相关处室负责人举行会议,研究该候选人的情况,并以书面形式回函组织部。最后,所有这些材料都会提交党委常委会讨论。常委会讨论确定后,还会依照相关程序对外公示。公示期顺利结束后,新官就能走马上任。

从上述人士的介绍,大致可以梳理出,一名官员要获得提拔,起码要过四关:组织部的考察关、纪委的审查关、常委会上的讨论决策、公示期是否有人举报。与这四道关卡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党纪法规:《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上述官员告诉记者,一个人如果真有问题,除非他太善于隐藏、伪装,否则很难一路过关斩将,连闯四道关卡。“况且,很多‘带病提拔’者,关于他们的各种传闻早已是街谈巷议。只要认真查,不可能发现不了。”

那么,“带病提拔”的现象却为何依旧屡禁不止?这名人士介绍说,四道关卡其实还有一个总开关,而总开关的按钮,就握在一个人手里——一把手,他的态度,基本决定了各道关卡究竟是摆设,还是真能发挥作用。

这名人士以自己多年的观察说:“那些‘带病提拔’者,没有几个是靠自己的伪装蒙混过关的,基本是有恃无恐的强行闯关。”

比如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2006年年初,在发改委副部级干部考核工作中,刘铁男入围但考核结果却是“得分未过线”。也就是说,刘铁男并未顺利通过组织部门的考察关。但最后,他依旧被任命为发改委东北办副主任(副部长级)。还有原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早在市委书记任上,就有许多关于他们的举报,但依旧未能阻止他们平步青云。

一把手的态度

手里握有总开关按钮的,正是一把手。

一名曾在不同县先后担任过组织部长与纪委书记的官员告诉记者,人们都痛恨“带病提拔”,甚至埋怨组织部与纪委不作为。组织部与纪委固然有责任,但很多时候,的确不是这两个部门就能决定的。

他向记者讲了几次经历。第一次,自己这个正儿八经的组织部长,消息竟然不如“地下组织部长”灵通。当时县里一个重要局的局长岗位空缺,组织部门还在考察干部时,外面就盛传县委办的一名副主任会接任这一岗位。到最后,组织部考察的干部在常委会上没有通过,重新考察推荐后,那名外界盛传的“热门人选”胜出。

还有一种情况,是组织部的考察结果与纪委反馈的廉政意见出现冲突。这时一把手的意见,就至为关键。他如果说,“廉政是条红线,既然纪委这边有意见,组织部就重新提出人选。”那么这名候选人基本就与升官无缘。但一把手偶尔也会有另一种说法,“绝不能搞‘带病提拔’,但也不能让那些冲在第一线,敢于触碰尖锐矛盾的干部吃亏。既然下面有反映,纪委是不是尽快去核查清楚?如果真有问题,该怎么查就怎么查;没有问题,也早日还干部清白,不能耽搁人家的前途。”有时一把手的态度会更明确,直接说:“看一个人要看主流,不能看枝节。”

“这些说法都没错,但隐含的意思,下面的人不可能听不懂。”上述官员说道。

一名已经离休的干部告诉记者,除了写在纸上的程序,还有一套不好明说,但大家私底下都懂的规则。这个规则,说白了就是看一把手的脸色。

据媒体报道,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开除党籍后回家乡常州定居,有友人在闲聊时问他:“你告诉我,在现有体制下,一个省委书记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副厅以上的领导干部,你个人能不能说了算?”

程维高的回答是:“绝对没有问题!我要看中了谁,一般操作是这样的,把组织部长叫过来,说我上一次在某某地方见到那谁,感觉他思路不错。其他都不要说,这个话朝这个地方一落,马上组织部会按照干部任免的程序去考察,然后会拿到常委会上来讨论。”

接受记者采访的某市组织部长也表示,组织部考察干部前,一般都会征求一把手的意见。“有些书记会直接点出他属意的名字,有些书记不会点名道姓,而是划几个圈,组织部则会根据这些意思,去相应的圈里考察干部。”

至于组织部考察的干部最后在常委会上被否定,这名部长笑着说:“那就是组织部没有吃透一把手的意图。”“有些时候,组织部、纪委的人忙活大半天,真不如书记一句话。”这名组织部长无奈地说。

有媒体报道,在考核中对刘铁男批评普遍集中于工作作风方面。但最后刘能顺利突围,就因为有领导发了话:“刘铁男已改正了那些缺点。”

常委会的博弈

经过了组织部与纪委,候选人名单上报常委会后,又是一道重要关口。一名曾担任市委常委,现在政协任职的官员告诉记者,常委会上的博弈,“有时已经不是就事论事。”

该官员介绍,组织部长与纪委书记对干部情况较为熟悉,而其他常委则相对陌生。“比如建设局长这个职位,是城建口的。书记、市长、常务副市长与其工作接触多,组织部长与纪委书记掌握干部情况,也有所了解。但像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等人,可能与这个干部没有工作交集。这种时候就会‘随大流’。”

这名官员还说,书记的风格,也会很大程度决定常委会讨论的结果。有些强势的书记,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其他常委就不得不在心里掂量一下,“我今天说这些话,书记是不是不高兴了”。

还有些书记特别看好的干部,书记会提前与常委做沟通、打招呼。沟通时的语气也很重要。比方书记问“关于国土局局长的人选,你有什么看法?”这或许就是书记在征求意见。如果书记说“某某同志干工作不错,应该压更重的担子。你认为呢?”这时,常委就会明白书记的想法。

这名官员向记者感叹:“一个老在常委会上和书记唱反调的常委,一般会被‘修理’。”

当然,也有在常委会上被挡下来的干部。这种情况,要么是主要领导心中没有特别属意的人选,大家推出谁就是谁。要么就是一把手本身的权威受到挑战。数年前,西部某省一名市委书记力荐其秘书出任县长,前期还做了许多工作,结果常委投票时居然没有通过。此后不久,这名市委书记就被调回省里任职。

至于公示这一关,由于原则上只受理实名举报,因此许多人眼见大局已定,也犯不着再去干得罪人的事。

一名离休干部告诉记者,真要是上面领导看好一个人,有时连公示关都能想办法“技术化处理”。

比如一个副县长在当地口碑很差,提县长有困难。市委书记可以先调他来市委当个副秘书长,两年后再调去另一个县当县长甚至直接当县委书记。时间过了两年,而且是异地任职,公示时来反映问题的会少很多。

有没有连一把手都挡不住“带病提拔”者的时候?一名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官员表示,哪怕几个常委联合起来推举一个人,自己不点头,这个人还是过不了。但是,上面有更大的领导打招呼,自己也无能为力。

如何破解“带病提拔”的难题。接受采访的官员认为,如果仅仅把眼睛盯在组织部与纪委,效果恐怕有限。

有官员告诉记者,“带病提拔”的人看似要过很多关,其实只要过了一关,其它任何关都不在话下——那就是一把手这关。

一把手可以透过自身影响力,让他的个人决策看上去完全符合组织程序。有官员介绍,常委会上的发言都是有会议记录的,但书记提前找常委来沟通、谈话时,是不会有什么记录的。最后慑于一把手的权威,常委们在会上表态赞成。以后“带病提拔”的干部出了事,要追究责任时,发现都是集体决策。“到头来,集体负责又变成没人负责。”

由于一把手权力过大,给干部任用带来的问题,也就不止是“带病提拔”了,还有“程序失范”、“火箭提拔”等等。

中央批评的人与事更加精细、具体、有针对性,可操作性也就更强,避免了用宽泛的表述“大而化之”,导致最后“不了了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届中央领导班子的风格。

这一年,中央批评过的人事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带病提拔”的人看似要过很多关,其实只要过了一关,其它任何关都不在话下——那就是一把手这关。

3月25日,第七巡视组进驻海南,中央第三轮巡视开始。有媒体分析称,“用人问题”或将成此轮巡视重点。

在此之前10天,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总结此前两轮巡视时说,“有的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问题突出,一些党组织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认识不到位”,要求第三轮巡视“瞪大眼睛发现问题,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前两轮巡视确实发现了不少用人方面的问题。

第七巡视组组长项宗西,是第二轮巡视中第四巡视组组长。今年全国“两会”时,他就介绍称第二轮10个巡视组全部查出用人的问题,“职数是多少?不能超职数、不能超编制、不能随便越级提拔。这些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是我在巡视中发现,就是没有认真执行。”

2月,中央纪委还罕见地公布了第一轮巡视10个巡视点的整改报告,6万多字的10份报告中,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与选人用人问题纠正有关。

“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其他形式腐败的催化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向廉政瞭望记者表示,反腐之根在于用人制度,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干部任用制度的关键时期,这也是推进反腐的重要领域。

用人需要思变。1月“仲祖文”在“人民日报”发文称“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实践探索,以更大决心研究破解组织工作中的‘老大难’问题”。

循此思路,这一年多以来,中央在人事上批评的人与事,值得梳理。

批评了哪些问题?

买官卖官虽然是干部人事上的“老问题”,但近年来依然有衡阳贿选这样的典型案件,被中央严厉批评。

2013年底,湖南衡阳人大贿选案曝光,涉及56名湖南省人大代表、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涉及党政官员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选举弊案。

如此严重的买官卖官引发中央高层的震怒。在中央纪委十八届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较大篇幅讲到该案,并将其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追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当时,他连声追问六个“到哪儿去了?”。

3月,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报告中也重申,代表选举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湖南省衡阳市发生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给我们以深刻警示。

这一年,中央批评的人事问题还有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

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湖北时,就发现武汉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离任前违规突击提拔19名干部。此外,巡视组还点名批评重庆、江西、中国出版集团等5家单位存在一把手用人监管不严的问题。

而第二轮巡视的三峡集团,被指裙带关系严重。此前,媒体报道称,部分有一定背景的集团亲友都参与到工程建设过程中来,即便不具备工程建设方面的亲友,也能凭借关系拿到项目,再分包出去。

干部职数超编是另一个被重点提出批评的问题。

中央各巡视组反馈显示,中储粮、江西、重庆、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均存在干部职数超编的问题。其中,内蒙古“全区12个盟、市设有30多个巡视员、63个副巡视员,区发改委班子成员多达17人,一些旗县设有不少处科级非领导职务的问题”。

中组部的通报也尤为关注这方面问题,将山西中阳县职数配备干部案作为典型。2013年,中阳县公安局在已经超配1名副局长和1名副政委的情况下,又任命了6名副职。被查处后,8人全部被免职或被撤销任职决定。

被舆论广为诟病的“一刀切”现象,也引起了中组部的重视。这首先是年龄的“一刀切”。

干部年龄是组织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一项重要参考标准,但巡视组却发现多地在领导干部任用过程中,对各年龄段干部使用存在误区,导致年轻干部任用不合理、超龄未退等问题纷纷暴露。

这其中,又以重庆问题最为突出。根据中央第五巡视组的反馈报告,重庆曾规定干部的任职和提拔年龄界限,不仅存在干部使用过程中限龄“改非”一刀切,少数国企领导人员到龄未退休等情况,同时还陷入了“区县团委书记、副书记提名年限偏低,少数地方擅自设定提拔年龄上限”和“年轻干部选拔力度不够”两种现象同时叠加的怪圈之中。

此外,还有选拔方式的“一刀切”,比如“凡提必竞”。

竞争性选拔干部因变“伯乐选马”为“阳光赛马”,在各地大力推广使用,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扭转了用人制度的不正之风,提高了选人用人公信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一把手在用人上的权力,放大了群众的“话语权”。

但去年中央巡视组在首轮巡视中,却发现竞争性选拔干部在操作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重庆市曾将“竞争上岗”作为内设机构选拔干部的唯一方式;湖北省多地也曾大规模开展竞争性选拔干部,如黄冈市曾在2010年~2011年2年内,竞争性选拔了2000多名党政干部,选人用人上表现出“凡提必竞”的政策导向。

“公选没有错,但‘凡提必竞’就走向了极端,中央批评的是走偏了的公选。”相关专家分析称。

批评的后果,多地开始整改

来自中央尤其是领导人的批评,给地方带来不小的压力,并纷纷出台相应措施。

2014年的湖南省“两会”上,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期间主动报名来衡阳团参与审议。他旁听的两个半小时中,关于破坏选举案的话题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

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于贿选案爆发之后的2013年3月,接替童名谦出任衡阳市委书记,可谓“救火队长”。“去年派我去衡阳前,(省委)书记嘱咐我,衡阳捅的娄子很大,你是临危受命,要把舆论控制好,把社会稳定好。”

衡阳市委党校是贿选案调查办案点之一,该校一名教授告诉记者,截至3月底,调查仍在继续,众多涉案人员仍被集中在该校。

湖南的压力不单单来自这方面。在中央巡视组发现的一系列用人问题上,有舆论称,“湖南省干部选拔任用问题更为突出”。

2月24日上午,中央第十巡视组组长陈际瓦在向湖南反馈意见时称,“对一些干部使用把关不严,干部任用工作领导打招呼、拉票跑要之风较为突出,机构改革滞后,干部超编超配问题严重”。

在巡视组反馈上述意见的前一天,新华网发布消息称,湖南省直部门72名省管厅级领导干部长期调动工作不转工资关系得到清理纠正,清理规范厅级干部违规在社会组织兼职976人,清理机关违规长期借调人员1100多人。

湖南的巡视整改报告还未出来,更多的变化还有待观察。但在第一轮巡视点的整改报告中可以看出,各地都在审慎应对。

例如,对于“凡提必竞”。重庆市、湖北省以及水利部的整改报告都提到,干部选拔中,将不搞“凡提必竞”,不再硬性规定竞争性选拔比例,严格限制“考试专业户”和“火箭提拔”。选拔标准则杜绝“唯分取人”,强调干什么考什么,更注重考察德才、工作实绩和群众公认程度。

对于如何监管一把手,根据巡视组的意见,湖北对有关负责人和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重庆目前也已研究制定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和激励监督。

各地方也开始行动起来,清理干部职数超编问题。初步统计,去年起甘肃、湖南、沈阳等地已启动超职数配备干部专项清理。湖南、甘肃分别制定了2014年底或2015年底清理完毕的时间表。

“问题清单”更精细化、更具体

不管是中组部通报的侧重点,还是中央巡视组发现的“问题清单”,这一年来,中央批评、关注的人事问题,更为精细化、更有针对性,其对所发现问题的表述也更为详尽。

除了上述重点关注的数方面问题之外,中央第二轮巡视指出部分巡视点的“干部任用工作领导打招呼、拉票跑要之风”、“一些领导干部以收受红包形式受贿”、“‘裸官’问题突出”等问题,均是“问题清单”趋于精细化的表现。

竹立家指出,“问题清单”越精细,就越有利于相关部门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就越有利于人民群众对问题的理解和整改的监督。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届中央领导班子的风格。国家要出台一个措施,一定是具体化和精细化的,比如在作风整改过程中要求‘严禁公款买年历’,这些很具体的措施让巡视工作的可操作性更强,避免了用宽泛的表述‘大而化之’,导致规定最后‘不了了之’。”竹立家说。

“这也许可以进一步解读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解决干部人事问题思路的转变——集中整治更具体、反映更为强烈的问题。就像中组部说的,‘对这些问题,要以钉钉子精神,以改革的办法,逐项研究、逐个破解’。”相关专家称,这有点类似“‘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反腐思路”。

上述专家分析称,比如干部职数超编,此前虽然也有提及,但是认为不是大问题,或者不是问题的重点,但中央第二轮巡视中,这被作为一个重点问题被提出后,“今年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中组部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称。

有专家向廉政瞭望记者分析称,如果说2002年版《条例》重在创新的话,新《条例》在强调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的同时,更强调规范化,强调创新必须有底线。

干部选任的3.0时代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1月14日,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发布,这被舆论视为我国党政干部选任逐步系统化又一重要的节点。

此前的两个节点是:1995年,中央颁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则、条件、程序、纪律与监督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2002年,在实行了7年多的《暂行条例》基础上,中央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2002版《条例》)出台。

以三个节点为标志,“我国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可分为三个阶段,如今则进入3.0时代。”相关专家告诉廉政瞭望记者,这个阶段最大的特点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好干部”五个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将成为重要的干部选任指引。

重新定义晋升渠道

每次条例的出台,都会对干部晋升渠道产生影响。

“由于《暂行条例》的实施,1995年可以说是我国干部选拔任用现代化的标志性一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这也使得干部的选任与晋升渠道开始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对于从制度上防止用人腐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后来经过七八年的发展,《暂行条例》的一些标准和条款不再适用新情况,才有了2002版的《条例》。”竹立家曾参与2002年版《条例》的制定。该版《条例》专门增设了“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一章。

干部晋升渠道也开始变化,一些升迁路径被取消,比如此前不少市县均有市长助理、县委秘书长等职务。新的渠道也在改革中逐步推广,比如公选,不少年轻官员、基层官员通过公选打破了晋升的“天花板”与“论资排辈”陋习。

对于新《条例》,有专家向廉政瞭望记者分析称,如果说2002年版《条例》重在创新的话,新《条例》在强调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的同时,更强调规范化,强调创新必须有底线。

这“13章71条”一万一千余字的新《条例》将重新定义新时期官员的晋升渠道。

本刊曾对十八大后官员选拔提出猜想,称官员选拔将“保持年轻化,但不层层递减”、“注重基层经历,主干线选干部”,这些在新《条例》中得到了体现。

当然,新《条例》带来的最大变化还是“一线”、“二线”思维定势需要改变。

到了一定年纪,来到人大、政协工作,被视为“退居二线”。但在今年2月中旬收官的2014年省级“两会”人事调整中,省级人大、政协副职官员到政府任职甚至晋升到政府正部级岗位的不少。

例如河南的张维宁。他在2013年1月担任河南省发改委主任时当选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但是7个月后,他在被免去发改委主任的同时,却获任河南省副省长,实现了从省政协副职到省政府副职的转换。

今年河南“两会”上,他辞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最终完成了这次“回流”。

对此,四川省委党校党建部主任裴泽庆认为,这并不一定会成为惯例,但是“从我国对干部和人才一贯原则来看,至少是要留有这样一个晋升通道,而且要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只要是优秀人才,我们都可以用。”

但相关专家对此也表示担忧,称中国官场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在运行,有很强的惯性,新《条例》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变化还有待观察。

哪些干部将“失宠”?

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提出“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要求。以此为导向,在“重品行、重实绩、重基层、重担当”的官员将获得重用同时,一些官员也将“失宠”。

新《条例》对“裸官”的提拔进行了明确的限制。在干部选任考察阶段首次明文列出“六不用”,其中就包括“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官。

对此,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称,“这个不宜提拔的情况是指领导职务,如果担任非领导职务,工作时间长,没有多大问题,职级上的升迁应该说没‘封路’,但对党的领导职务而言,恐怕‘裸官’想晋升就比较难了。”

这对于防范“裸官”混入领导干部队伍,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是个巨大利好。

在晋升中将受影响的还有“被问责官员”。

此前,“被问责官员”只要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就可以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于是众多“被问责官员”通过出任副职等方式复出,“问责的官员大面积、几乎100%的复出,伤了民心。”竹立家称。

而新《条例》规定“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影响使用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与“裸官”一样,虽然职级上的升迁没有问题,但要任领导职务就难了。

“考官”的晋升渠道将变窄,但不会消失。

近年来,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在拓宽选人视野,打破论资排辈等不少方面积极作用明显。“但走向极端就会出现问题,比如一些地方规定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人员必须达到干部任用的多少比例,甚至进一步绝对化为‘凡提必竞’。”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凡提必竞”可能导致一些干部把心思都放在迎考上,干得好不好没关系,只要考得好就行了,导致“考试导向”冲击“干事导向”,甚至出现了“考试专业户”。这就挫伤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偏离了正确用人导向。

新《条例》强调防止简单以考试分数取人,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公选还是会继续推行。对年轻干部成长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只是将来可能会少一些。”上海市委办公厅秦德君博士称。

在去年以来落马的高官中,不少作风霸道,比如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可以当着上百人的面像骂儿子一样骂下属,说他‘霸道’绝不为过。”

在秦德君看来,今后这些能力虽强但作风霸道的官员也可能受到影响。“工作能力强,或者说‘狮子型’领导,并不代表霸道。‘狮子型’领导个性鲜明,敢抓敢管,他们的强势是通过作风的干练、推动工作能力体现的,不是工作中霸道风格。”

“在经济发展能手受重用的同时,治理型的官员,也将进一步受重用。”裴泽庆称,新《条例》对“德才兼备”中“才”的理解更加深刻,不仅仅是能招商引资、能搞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就强调,党的干部要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一把手,是削权还是追责?

不管是改变晋升渠道,还是选任重点转向,3.0时代绕不开一个问题,一把手在干部选任中的权力。

一把手权力过大的问题,长期以来困扰干部人事。一把手决断一切,有时一手遮天,导致用人上弊病丛生,已是司空见惯。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甚至称,冀文林从入党到正厅级用了10年,而优秀领导干部孔繁森,在副处级岗位上就干了13年。可见党的干部楷模,“进步”何其困难,而腐败分子“进步”何其容易,在这种权力结构用人体制下,已存在严重的逆淘汰。

针对长期存在的这一“痼疾”,此前数年各地就纷纷着力推进改革,给一把手的权力瘦身。例如,广西梧州市实行市委全委会成员两轮署名推荐干部,增强提名工作的透明度;河北大名县则实行了“两次预提名”,再与民主推荐挂钩,给提名者“施加压力”……

但如果一把手的权力本身来自于上级任命,那么无论在工作环境中怎样设计,都无法保证一把手谨慎地作为。

另一方面,一把手必须被赋予相当大的权力,他应当在任用下属、决定事务上拥有权力,这些权力不应削减,也无须削减。如果真的使一把手无法决事,那么决策系统将无法运转。

所以,在约束一把手权力的同时,更应该建立一种让一把手负责的机制,对其进行追责。

1月25日,中组部下发《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就一把手追责提出建立倒查机制,“不仅查处当事人,而且追究责任人,一查到底、问责到人。抓住重点对象和关键人,要突出追究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在用人上的失职渎职责任”。

第二天中组部通报4起违规用人典型案件,不仅处理了当事人,还追究了责任人。

例如,衡阳市雁峰区原副区长朱松泉违规提拔案,不仅对其予以免职,还对时任市委书记、组织部长、组织部干部组组长、区委书记等进行诫勉谈话,对时任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党内警告。

一名退休官员也建议,一把手要有权威,不然工作没法开展。一把手可以拥有一票否决权,他不喜欢的人,就是没法提拔。但是,一把手不能拥有一票决定权,仅仅他喜欢的人,也不能得到提拔。

从焦裕禄以及这些年习近平“点赞”过的干部身上,能大致勾勒出,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什么样的干部将承担更大的责任。

习近平“点赞”过的干部

文_尤梓

“凡提必竞”可能导致一些干部把心思都放在迎考上,干得好不好没关系,只要考得好就行了,导致“考试导向”冲击“干事导向”。

习近平明确要求:“要见贤思齐,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3 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参观焦裕禄纪念馆时回忆的几个细节,恰与学习焦裕禄的几次高潮相关。

1966年,正上初一的习近平第一次知道焦裕禄,听了其事迹后“深感震撼。”当时,焦裕禄离世已2年,通过媒体报道,一跃成为“县委书记的榜样”,全国掀起弘扬其精神的第一次高潮。毛泽东两次接见焦裕禄的儿女。

1990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填词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此时,全国又一次大规模弘扬焦裕禄精神,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为《焦裕禄》题写书名。

随着习近平对焦裕禄的“点赞”,已经有媒体分析称第三轮学习焦裕禄的高潮即将到来。而3月底,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下发通知,要求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其实,从焦裕禄以及这些年习近平“点赞”过的干部身上,能大致勾勒出,什么样的人,才是习近平心中的“好干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什么样的干部将承担更大的责任。

怎么“点赞”干部?

从见诸于媒体的公开资料来看,近年来,习近平“点赞”过的干部大概有20名左右。

这些官员既有基层村官,比如烟台垆上村大学生村官张广秀,也有地方一把手,比如原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既有当代干部,也有古代官员,比如范仲淹、于谦、郑板桥等。

对于不同干部,习近平“点赞”的方式不尽相同。最常见的方式是如焦裕禄这样,号召、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学习。这些干部的精神或者先进事迹此前已经挖掘相当充分。

此次兰考之行,习近平就明确要求:“要见贤思齐,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而此前,习近平还曾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组织部门的同志都要向王彦生同志学习,以实际行动充分展示新时期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要向李林森同志学习,以李林森同志为榜样,争做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

2007年,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时,要求“学习邓平寿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境界,激励全市人民,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除了号召之外,习近平也曾通过批示或者回信来“点赞”干部。

2011年初,张广秀为帮助村民脱贫致富尽心竭力,患上白血病后仍为工作奔忙的事迹经报道后,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批示称,张广秀的事迹很朴实、很感人……要注意总结宣传张广秀同志这样的先进典型。

今年,张广秀病情康复良好、重返工作岗位,习近平获悉后回信称,对此感到欣慰和高兴,再次“点赞”。

2009年,原山东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将《大地为鉴》——一本记录了他任县委书记5年半历程的书——寄给了习近平。在海量的群众来信中,习近平将此信挑选出来“点赞”,回复称“看后感到很高兴很欣慰,也很受教育”。

是年底,王伯祥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各地开始学习。

对于与自己共事过的同事,习近平也不吝“点赞”。由于对这些干部的事迹更为了解,其“点赞”的方式通常是直接写文章怀恋。

1998年,习近平在《忆大山》一文中,就称赞了原河北正定县文化局长贾大山的为人为官:“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

在此之前,习近平还曾撰文纪念前正定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大姐”。

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吕玉兰一直担任县委副书记。1993年,吕玉兰不幸逝世,当时习近平已调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未能参加玉兰的告别、追悼仪式。在她逝世一年后,习近平专门写了文章《高风亮节、一代楷模》,怀念称“知道玉兰同志病魔缠身,去年春天我因公到石家庄,赶忙去看望她。见她虽未康复,但精神尚好,也就放心了许多。谁知病魔无情,当我从北方回到福州不久,就传来了她病逝的噩耗。我为玉兰同志英年早逝而感到深切地悲痛”,

“有幸和她一起共事,耳闻目睹了她的高风亮节、公仆风范,对她更加敬佩和尊重”,“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谊”。“她的品德和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

实干、实绩、廉洁

不同干部,习近平“点赞”之处也各不相同。

2006年,在《要善于学典型》一文中,习近平提到多个典型:“学习郑九万,就要学习他‘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为民情怀。”

不过总体来看,这些干部虽大多级别不高,却都具备实干、实绩、廉洁的特点。

在一线实干,耐得住寂寞,一步一个脚印,是这些被“点赞”干部的共同之处。

习近平曾提出,干部不能仅仅是一个老黄牛,也不能只是一个空谈家,而要把远大目标和务实工作结合起来,既有老黄牛的品格,又有千里马的气势,既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战略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要坚决改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唱高调、尚空谈等假大空恶习。

1999年,习近平任福建省长伊始,组建省政府顾问团时,就对徒有其名的专家不感兴趣,更喜欢找活跃在一线、敢想能做的“少壮派”。

原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益生说,“他在原有名单上换掉一些很有名的专家,亲自点名要一个不知名的李非参加。”李非当时38岁,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教授,对“对台贸易”颇有研究。李非自己也不清楚为何会被选中,与习近平先前没有什么交往。

这些干部在一线实干的成绩,均没有形式主义,经得起检验。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曾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对于此类干部,如原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习近平就赞为“省级农民”。

从顾益康的经历来看,在浙江农村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历程中,几乎每一项政策后面几乎都有他的身影。他的观点往往影响着改革的方向,最后成为历史的选择。

2000年,顾益康提出把减免农业税费作为普惠性的扶贫政策建议,并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进言。面对上级有关部门的阻力,他进言称:“严格地说,所有的改革都是对旧体制、旧政策、旧法规的突破,在一定时间上都是违法的……不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政策法规,叫什么改革?”

“老顾说得有道理!”时任省委书记的张德江称许道,“免除数千年的皇粮国税,让农民享受实惠,这是真正的执政为民!”

清正廉洁,经得起考验,也是这些被“点赞”干部的共同之处。

今年1月,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期间,看望了牛玉儒的家属。他表示,先进模范不能忘记,牛玉儒同志是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的楷模。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拥护,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牛玉儒这样的同志。

早在2006年,在一篇文章中,习近平就提到“学习牛玉儒,就要学习他廉洁奉公、清正无私的革命本色。”

责任编辑:阿布
来源: 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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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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