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记者刊文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称反对者认为其观点让人愤怒
作为《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与他所领导的这张报纸一样饱受争议。从当年的军校违纪生，到亲临火线的新闻记者，这位总编辑经历过南斯拉夫战乱，目睹了这个东欧大国的分裂与衰败，最终决定用文字“分担国家艰难”，哪怕谩骂“像子弹一样在身边飞”。胡锡进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本文试图还原当下中国一个具有争议性的“左派”意见领袖原貌。本文为《凤凰周刊》记者路琰为杂志采写的一个组合报道，刊发于FT中文网。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美国民谚有云：打不赢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也深刻地影响了胡锡进。他一口京腔，语速快而不单调，根据谈话内容重点不同，而伴以缓急错落的节奏，轻重不一的音调，配合这样的节凑，他笑，皱眉，侧头，前倾或者后仰，讲得激烈时从座位上站起来，挥舞两手铿锵而谈。
“我跟人谈话能谈得很好，让别人理解我，交成朋友。”胡锡进对自己面对面的说服力非常自信。即将51岁的胡锡进体型保持良好，头发乌黑，除了面部皮肤微微松弛，不易看出他的年龄。在谈话状态中，除了拥有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他还喜欢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或看法时，喜欢把主语“我”都替换成“你”，便于将听者拉入他的位置。
胡锡进说他曾经把一位抨击《环球时报》的评论人士请到办公室当面交流，收效颇佳。不过，他不可能把他的反对者一一说服：2011年2月15日，胡锡进在新浪微博注册，他的粉丝（关注者）以几何级上升，迄今已达405万，不但远远超过那些批评他的同行，甚至超出粉丝数只有95万的《环球时报》官方微博。胡锡进在网上发言极为勤奋，但多数时候收到的都是一边倒的反对甚至谩骂。那些贴在《环球时报》上面的标签直接置换到胡锡进本人身上：极左，民族主义，政府话筒。
似乎没有第二个人享受到他这样的特殊待遇，也少有人能像胡锡进一样对此处之泰然。2013年1月7日，因为一篇《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的社评，他遭到同行（观察者网注：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南方系同行）空前集中的口诛笔伐，1月9日晚间，胡锡进发微博称会一一看评论，然后删掉，翌日，他写道：“你们也许是思想拓荒者，你们也许是勇敢的人，你们也许占了道德高地。你们也许会100年后被记住并被歌颂。但请你们等一等自己的祖国。它大而落后，但跟不上你们那些高尚高贵的要求。你们得允许它按现实主义节奏前进，十几亿人的国家不能冒险，一脚踩空无法重来。”
这篇微博第二天被删除。猜测声四起，有称胡锡进被禁言，也有分析称形势将变。
或删或发一条微博，都能搅动民意，甚至引发对国家政策的揣度，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会承认，胡锡进是个重要人物。
胡锡进之音
《环球时报》曾就胡锡进是否应该开个人微博举行了两次讨论会，赞成与反对相持不下，没有任何玩微博经验的胡锡进自己拍板定案，“我不清楚会有什么后果，人要是把什么事都想清楚才动手，那什么都做不了。”兵来将挡，随机应变，胡锡进自认善于此道。
胡锡进由此从《环球时报》幕后走上前台，由少为人知到成为最热公众人物。但这个过程几乎可描述为：一路被骂过来。虽然胡锡进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仍觉挨了一砖。但看着粉丝上涨，他亦很开心：“开微博就是为了获得关注，效果不错。”《环球时报》内部也逐渐认为此举利大于弊。
胡锡进在微博上什么都聊，春晚感想，收到假币，母亲80多岁保持黑发的秘诀，下夜班路过三里屯拍的照……80%以上的，还是环球时报的社评话题或者摘录。每次发表了重要观点，他就会刷屏看评论：“我需要随时了解网络上大家的反应。”
在微博上收获了巨大个人影响力的胡锡进也逐渐小心谨慎：“刚开始我还比较随便，现在越来越不敢，一句话说错，大量误解就来了，所以每次发微博我都要想好，如果出现重大误读或者误解，有时我会删掉，或者做一些解释。”
他称多数情况不会删除微博，并且告诉新浪尽量不要删除他的微博，“省得大家以为我在掩盖或者要删掉评论，”有一次他误删了评论，专门又发一条微博请“朋友们多担待”。
他“不删微博”以示宽容倾听反对声音的表态并未得到反对者的认同。一位曾在《南方周末》工作的记者回忆，自己曾在微博上和胡锡进发生冲突，不久，《南方周末》驻北京新闻中心的负责人接到《环球时报》经营部门某负责人的电话，对这一冲突表达不满和抗议。虽无证据表明此电话来自胡锡进的授意，但还是令许多知道此事的南方集团员工对胡锡进侧目。
而真正激起反感的则来自胡锡进的社评。对反对者来说，虽然胡锡进本人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彬彬有礼不急不躁，但他在公共问题上发表的观点令人反感愤怒。在不少人看来，原来只参与国际问题的《环球时报》的讨厌尚在可容忍之列，当胡锡进本人直接参与到国内热点话题的评论时，就实在难以忍受了。
胡锡进在微博上只关注了160余人，除极个别外，几乎全是网上的各方意见领袖，通过这些消息灵通的极少数人，胡锡进可以很容易了解网上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什么。微博上的舆情，有时会直接影响到他晚上写社评。
《环球时报》对国内话题的关注，几乎与胡锡进上微博同步。2010年秋天以后，《环球时报》社评几乎都出自胡锡进之手，但并非他一人之功。《环球时报》专设有社评组，由三个编辑轮流负责，胡锡进每天上午10点左右到办公室，和社评值班编辑商议选题，然后由该编辑查阅资料并给各路专家打电话征询意见和观点，将所收集的信息整理成文字。
晚上7点左右，胡锡进拿着这些整理好的资料以口述方式写社评，他指了指办公桌前的一把黑色椅子，“编辑坐在那儿，我坐桌上，我说他敲字。这些资料有些可能直接摘录到社评里，有时不能直接用，有些完全不能用，但它们会开阔我的思路。”胡锡进逐句口述，连同标点符号一并说，编辑有不同意见时，可以随时打断，“他会说‘老胡’这话你说的不对，有哪位专家的看法和我冲突，或者他了解的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他不断修正我，十次有九次我会接受。”
大约8点至9点，社评初稿完成，立即传给环球时报智库的几位专家，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再根据这些意见修改，每次参与这个过程的专家不少于三位。环球时报曾公布过一个参与社评专家的名单，有百人之多，胡锡进称现在的规模已经扩大到200到300人，这些专家多数是全国各高校、研究院的学者，也有知名的媒体人或评论员，专业背景以国际关系为主，还包括军事，政治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其中经常参与评论的有几十人左右。
《环球时报》专家库的名单中80%以上是被称为左派或者新左派的人士，或者持民族主义观点的人。有的自由派人士虽出现在智库名单中，但坚称没接到过问询电话，从未参与《环球时报》社评，也有人表示仅偶尔被咨询时提些建议。以房宁、喻国明为代表的学者是智库主力，他们看完社评后有时与编辑长时间通话，提出修改意见。
胡锡进订立的制度是，每天社评必须保证起码有三个专家参与，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时间赶不上，也至少要保证一名专家看过稿子，“防止出现重大谬误。”胡锡进认为，社评已经最大程度地吸收了各方观点，因此不可能极端或者有重大偏颇，“我希望社评能反映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但是我们也会坚持我们认为确实是对的东西。”
环球时报的社评流程也并非一成不变，新闻事件波澜迭起，或者乏善可陈，一周里总有一两次要到下午5、6点才定下选题，或者脱到晚上8、9点仍无事可谈，最紧张的时候，晚上11点钟才开始动笔。
无论多晚或者身在何处，社评胡锡进都要亲力亲为，因为只有他清楚自己的风险底线在哪里。走到哪里，他身边都要跟着一位社评编辑，出差繁忙的时候，很多社评完成在飞机上。
听到子弹声
2013年1月4日，在《环球时报》发布社评《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当晚，“排队骂胡锡进”在微博上又成一景。
这篇社评写道，“在中国今天的社会政治现实下，不可能存在这些人心中向往的那种“自由媒体”。中国所有媒体的发展只能是同中国大现实相对应的，媒体改革必须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媒体决不会成为中国的“政治特区”，文中以近乎警告的语气说，如果有媒体公开对抗现行体制一定更是输家，因为，“今天的中国根本没有支持这样做的社会基础，全社会的真正注意力是搞经济，发展民生，社会不希望国家前途有变数，毁了平静生活。”
这称得上是胡锡进的肺腑之言，他曾经历南斯拉夫分裂和战乱的过程，“亲眼目睹了分裂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目睹了上百公里长的前南斯拉夫难民潮。我认为，任何政治家都没有权力让他的人民付出这样的代价。”胡锡进坚定地支持“改革与稳定的统一”。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或者撰文强调，中国要渐进式改革，不能一下子推进，一位《环球时报》的员工认为，胡学俄语出身，认为导致苏联迅速解体和内乱的原因之一是突然放开新闻管制，因此他不会赞成现在“自由办报”。
批评者认为，胡锡进此文乃是秉承政府授意而作，尤其是该文第二天被全国范围的官方报纸或网站几乎同时转载后，有人在微博上贴出一张小狗叼飞盘的照片讽刺《环球时报》：“无论政府把盘子扔多远，你们都能叼回来。”
这些批评令社评组的编辑十分委屈，“通过我们放风，《环球时报》享受不到那种待遇。一个声音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就会登出来。”一位《环球时报》的编辑称，在刊发此社评时，《环球时报》并不知道会享有被同时转发的待遇。而一位曾在《环球时报》工作过的员工则称观察到当时的反常现象：这篇社评凌晨1点左右出现在《环球时报》的官网上，而通常这是报纸截稿付印时间，社评一般在数小时之后才会发布到网站。
一位日本驻华记者将《环球时报》比作是中国的《产经新闻》。这位记者认为环球时报虽然隶属于人民日报，其实并不是完全代表官方立场，但“我觉得可能很多政府的意见都通过他们表达出来，尤其是《南方周末》这个事情。可能他们也是被政府利用的。”
胡锡进则认为西方媒体也是有限度的，“2002年，我有机会采访一系列美国媒体。有家媒体编前会上讨论一张涉及宗教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大主教，但他旁边有位时髦女郎。编辑认为这有损大主教的威严，把女郎裁掉了，这种做法与CNN在拉萨“3•14”事件中使用中国军车的照片，而把暴徒向军车扔石块的画面完全裁掉，以此攻击中国政府镇压拉萨平民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驱动它们的是各种各样的利益，而绝非推动普世价值的神圣目标。”
他强调《环球时报》是理性爱国主义，和国家利益站在一起，而那些批评《环球时报》“民族主义”的人，是被西方洗脑了，“美国媒体难道不维护美国利益吗，他们抵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的时候，怎么不骂他们民族主义？”
对于“五毛”的标签，胡锡进很不屑，“那些人是借着骂我给自己贴政治标签，或者实现一点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是批判我的观点，观点可以争论，总是批判我的诚信，就不对了，说我们有目的，是党的走狗，这不是搞文化革命这一套么？观点不一致，就人身攻击，上纲上线。”他扬起脸，轻轻说“我不搭理他们。”
他在上海交大演讲时，一位学生站起身宣读了一段某媒体编辑对他的批评，他回答：“请你把现场的掌声转达给他”。
著名自由派人士艾未未和胡锡进骂战后，将胡锡进和时任《环球时报》社评编辑王文的手机公诸网络，至此胡锡进饱受电话骚扰，但他坚持不换号码，“换了号他们还会给我公布出去，没关系，这就是中国社会。”王文也坚持不换号：“不跟他们认怂”。
不认怂的底气在于《环球时报》每天160万份以上的发行量，胡锡进认为自己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并且和国家利益站在一起。但是，他也承认自己不被许多知识分子接受，“我们首先是在知识界混，在你最近的周围，有一帮人恨你，你能舒服吗？这些人各种挑毛病，希望你倒霉、环球时报倒掉，你的一个小错误 ，就会被放大，形成舆论 ，这会形成一种压力，令人不安全。”胡锡进有时深觉孤单，“但不孤独，因为我知道自己没做错事”。
2012年他遇到的一次“不安全压力”，起因是5月29日腾讯网转载《环球时报》文章《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标题改为《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引发舆论强烈声讨。30日，腾讯网在网站上发布道歉，但民意已经挑起，滚滚沸腾，连胡锡进远在外地的亲友也打电话问他，“会不会倒霉”，他一面安抚家人，一面安慰员工，要成功就得承受压力，不能怕。中国崛起艰难，“我们在分担国家艰难，值得骄傲”。
忽然他前向倾了倾，问，“你听过子弹从耳边飞过的声音吗？”他伸出食指用力戳向空中，“我告诉你，是‘啾-啾-啾’声音， 这说明子弹离你很近了，使你心惊胆颤”。胡锡进多年前在波黑战区采访时曾和几位西方记者一起步行穿越交火线，“在开阔地走，对面不知道枪在什么地方，子弹就在身边飞 ，我们几个记者没处躲藏，心里砰砰直跳，我没经历过，当时真的很害怕。现在互联网上那些恨我的人多了，有时我也能隐隐约约听到子弹的声音，也许哪天有颗子弹就把我打倒了，”他一口气讲完，松弛了身体：“我接受命运 ”。
真正的危险还是要规避
一位熟悉《环球时报》的人士称，一些在微博上经常骂胡锡进的“大V”其实私下里和胡本人或《环球时报》颇有往来，胡锡进亦称和许多自由派人士私交不浅，也常邀请自由派人士为《环球时报》写稿，“把求真放到价值判断之上”，他意在《环球时报》展示社会思想的多元，并且“政府需要听到批判，令他保持清醒”，但他也谨慎拿捏分寸，“如果都是批判，就没有人再想着做事了。 党和政府的权威、公信力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这既是胡锡进真实观点，也不乏体制制约，“我是官方任命的，能不受影响吗”，同时他也称《环球时报》是完全市场化的媒体，“我们必须在市场上生存”。2012年，《环球时报》转制为企业，胡锡进拿到了一张社会保障卡，“我已经失去事业编制，和大家一样了”。但《环球时报》的办公楼仍在人民日报社的大院里面，作为子报的身份不变，胡锡进仍参加《人民日报》的会议，《人民日报》接到的政府红头文件，照旧会转给《环球时报》一份，其中就有中宣部对一些话题的禁令，“领导不让报，难道我第二天非得报吗？要讲究方式方法，很多话题，我们最终还是报了出来。”
这些报出来的话题不乏敏感词，比如陈光诚事件，王立军事件，提醒有关部门尽快公布真相是制止谣言传播的最好手段。评论“唐慧事件”时，他批评了劳动教养制度，甚至2009年在英文版刊登“89事件”20周年的评述，连他的批评者也认可这些都是可圈点的突破。
胡锡进的秘诀是：聪明，勇敢，往前闯。“同时接受选择给你带来的任何结果，”他逐字向外蹦，“我不在乎，我不在乎这么一个结果，”他昂扬铿锵，“我不在乎这个结果的时候，我就…….”他舌头忽然打了个卷，声调低八度，“嘿嘿，当然不能说百分百不在乎。我是说我有勇气去做，也要尽量保证自己的安全，那就得聪明，有判断力，我也不是很聪明，只是尽量规避风险，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某美国媒体驻京记者亦这样评价：《环球时报》是典型左翼媒体，但胡锡进是聪明的现实主义人物。
不是没有遇见糟糕的时候，《环球时报》也有“血的教训”，险些动摇根本，只是最后有惊无险，但都是胡锡进挨完板子回办公室关门写检讨，不会因为受到压力而令编辑或记者承担责任，这样的教训有多少，都分别因何而起，个中细节探问《环球时报》的员工，大多回复“老胡没有说过”。
《环球时报》的员工并不称胡锡进“胡总”，而叫“老胡”。1980年代，人民日报社里员工打招呼多称姓氏，依年龄大小，分别在前面加上“老”或“小”，上至社长、总编也是如此，到1990年代，世风渐易，下级对上司多称头衔，但上述称谓的习惯在《环球时报》保留至今。胡锡进待人没有架子，但火爆脾气尽人皆知，他若在办公室里骂人，从三楼办公室直达一层，有好事者会悄悄晃上来看看是谁倒霉。这样的性情和沟通方式显然不受欢迎，胡锡进亦有自知，每次骂完后都主动过去道歉，但之后原样不改，骂人后再上门道歉，如此循环往复，最后大家习以为常。这样的拍桌子大骂，《环球时报》多数和胡最贴身的男员工都有亲身体验，只遇见女员工时，常网开一面：“我不太敢骂女生，怕把她们骂哭。并且我这样骂人只是很偶尔发生的事情。同事们都不容易，我们相互理解，关系很好”，胡锡进这样解释。”
胡锡进骂人原因各样，比如，发现记者的文章滥用形容词。《环球时报》曾报道中俄中国友好年，文中有“祝贺信像雪片一般飞向中国驻俄罗斯使馆”。胡锡进开会大骂记者，“谁让你夸张？什么叫雪片一般？多少封就是多少封！”《环球时报》创刊时，报道旨在讲故事，写新闻多有所谓“合理想象”，加工渲染，多年来被人诟病歪曲事实，甚至有驻华机构为此抗议。胡锡进位扭转此局面，收紧标准，要求文章不得多用形容词，凡引述外电皆需对照原文，不得引用转载，“总有人盯着我们，一旦出错，立刻会被揪住，我们必须认真。如果有失真之处，是技术水平问题，不是政治或者意识形态上的故意。”
《环球时报》内部意识形态没有明显分歧，员工颇有团队意识和归属感，一位员工认为这是胡锡进三份工资的效果：“一个好老板发三份工资，第一份工资养家糊口，第二份是情感，身先士卒，把员工当兄弟，第三份是理想，他灌输了跟着国家共命运的的理想。”这个理想也是胡锡进反复陈明的政治立场。
也有熟悉胡锡进的人觉得他很分裂，忽左忽右，持此看法的也有《环球时报》的读者和粉丝。他微博上“右倾”言论被贴在网上讨论，如“中国官方‘说’的本事，一直没学好。套话多，自我批评少，遇王立军这样的事就敏感得不知怎么说”，“在网民与管理者设‘敏感词’和绕‘敏感词’的长期游戏中，管理者总体上是输家”。在一家叫“知乎”的网站上，专门设立了讨论话题：胡锡进是一个怎样的人？
军校违纪生
胡锡进的童年在北京东高地一带度过，母亲是普通工人，父亲是名会计。胡家有5个孩子，二男三女，胡锡进排行第三。工薪家庭养活五个孩子，日子过得拮据，胡锡进想买本书看父母都拿不出钱来。1966年，他的哥哥溺水身亡，胡锡进六岁，不识伤痛，只记得母亲撕心裂肺的痛哭。从此严禁胡锡进游泳，一发现他偷偷下水，必定痛打。胡锡进喜欢跟一群伙伴沿着铁路玩，这也令母亲恐惧不安，“她不识字，信基督，每天就是祈祷平安，”父母对他别无所求，只望他平安长大，当个工人。
胡锡进希冀的从来不是安逸人生，他自认“不安分，渴望改变”，他不受管教，也不按规矩出牌。1977年恢复高考，胡锡进上高二，正是要紧读书的当口，他却做着文学梦，不用心上课却迷上写小说，发表出一篇后，更是天天“梦想将来当作家”。这也是1970年代末流行路线之一。
不管流行什么，学校只认成绩。分快中慢班时，他被分入中班。“我觉得这辈子完了，学校教育资源都在快班，我高考没戏了。”
他回忆，半年后得知还重新分班，就开始玩命补数理化，“第二年全区数学竞赛，我得了第13名。又进了快班”。胡锡进把这称为自己第一次显示爆发力，从逆境中走出来，“逐步建立自信，明白困难通过努力就可以解决。”
他讲述的多次经历亦显示其确有有强大的承受能力和逆转环境的决心。
1978年，文革结束的第三年，胡锡进考入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南外）俄语系，他认为这是人生第一个里程碑。他的青少年阶段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学校教育残缺破败，几乎没读过什么书，“从看《艳阳天》那种层级，突然看到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那些人性的光辉一下子照耀着我，就像冰雹砸下来，把不到20岁的我砸蒙了。原来世界是这样的！文学这么伟大！我被感动了，人道主义，寻找自由的情怀，对我一生的价值观起了决定性作用。”
他在微博里以近乎文学青年的语调温情回忆当年这些书籍的影响力，“它们是圆明园里的石头那样的残片，至今支撑着我的精神世界。”
胡锡进认为自己的语言，思维甚至感情方式都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这些在他成为记者后的文字中不难看到痕迹——“正是深夜两点汽车抛锚在荒郊野岭，举目无援的时候；正是我徒步走在坟地般黑暗的废墟间惶惶不安的时候，我感到了记者职业的美，她美得令我颤抖。”
胡锡进专门强调，是俄罗斯而非苏联：“很幸运我看的都是俄罗斯文学，这是我牢固的文化素养基础，不是苏联文学。”他几乎炫耀式地讲述当年的苦读：“凡是你能说得出的俄罗斯经典小说，我都看过俄文原版，说吧，你看过哪些。”不等回答，他顾自报出一长串书名。大学时期他的成绩位列前茅，他颇为自得：“在高峰时期，我的俄语写作能力不低于俄罗斯的中学生，我给人做翻译，速度非常快，让对话者感觉不到彼此是在用不同的语言说话，”时移世易，他也不讳言如今功力衰退，只够应付简单对话。
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是一所军校，胡锡进既是上大学，也是从此成为军人，每天五点起床号响起，大家列队出操跑步，“天边有彩霞，还没亮全，我也还没完全醒，边跑步边睡，还做梦呢。”胡锡进儿时多病，不善运动，但在军校参加了长跑队，每天一万米，38分钟跑完，身体渐渐强壮，工作后在波黑战地参访的艰苦辛劳，他感念在军校练出了好身板，“到最后都是拼身体”。
军校的管理严格，按时作息，不得随意外出，除去读书，几乎没什么娱乐可言，较之朋友们大学生活的惬意多姿，胡锡进的日子憋闷不已，“我觉得受束缚，闹起情绪，就跑出学校玩去了。” 他招呼不打一声跑掉，独自沿着长江玩了两天，军校24小时内联络不到他，上下已经天翻地覆，全系出动，各级官兵分头地毯式搜寻胡锡进。“我丢了，对学校是重大事故，但我当时不懂，情绪上来，管你，我散心去了，爱怎么着怎么着，过两天我回去不就完了。”当他玩高兴了回到学校，面对的是严重警告处分和大会批评。
任性不仅连累旁人，他自己也在毕业时付出惨痛代价，只是当时他还不懂游戏规则，也不明白什么叫“后果自负”，尚在自己的世界里悠哉游哉。当时他每月可以领到六块钱补贴，攒到暑假有了几十块，他决定揣着这些钱沿着长江游历名胜。从北京出发，一路去了华山、陕西 、峨眉山、重庆、三峡，几十元哪里够用，他只能一路买最便宜的船票，睡马路和火车站。
这算得上是胡锡进第一次接触社会，而他“混事”的本事在这个旅程中初显：胆子大，脸皮厚，能吃苦，强大的公关和沟通能力，在各种困境下都想出办法谋出路。这些特质他后来进入在《环球时报》工作后，令同事们印象深刻。
胡锡进当时的全部行囊就是一个军挎包，身上只有一件衬衣和背心，登庐山时，别人都穿了军大衣，他没有经验，衬衫背心就上去了，晚上没钱住店，只能睡在甬道路灯下的长椅上，山上夜间温差极大，胡锡进被冻得实在受不了，“也顾不得面子，就闯进了一家旅馆，服务员拦着不让我进，我求人家：我要冻死了，这才同意让我躺在地上睡了一觉。”
到了重庆时他也无处安身，在马路上闲逛，看到一位少年坐在树下读外语，他蹭过去聊天，少年发现他没有住处，把他带回家，自己睡在地上，让出床铺给胡锡进。“当时那个社会单纯，彼此是陌生人，人家敢带我回家，我也敢去人家家里睡觉。”
胡锡进回忆自己一路行去，身上衣服脏了就到河边洗，再穿回身上自然风干，饿了就买最便宜的干粮吃，走到乐山，分文不剩，他突发奇想，到当地武装部借钱。拿出自己的军人证借钱，“人家开始不借，我厚着脸求，实在没钱，困在这里了，最后他们借给我20元钱。”
假期到尾声，胡锡进买完回程船票，身上再次一文不名，实在饿得不行，他翻出两张粮票，换回一个火烧裹腹。船只能开到铜陵，要回南京还得再坐一趟火车，胡锡进混上了车，被查出没票时，他再次亮出解放军证件，跟列车员大讲军民鱼水情，“反正我没钱，您看着办。”列车员不好意思赶他下车，胡锡进得以回到学校。
“这次旅程，建立我对社会的良善的信心，直到今天我都觉得自己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坏人。也不是没被人坑过，但我能理解，他就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但当年从军校毕业时，胡锡进的出路却不怎么样。由于曾违纪离学校，身上背着严重警告处分，俄语系成绩排名第一的学生去了总参一级的单位，而排名第二的胡锡进却被派到北京延庆山沟里的87153（该番号是一个位于北京市延庆县永宁镇的部队学校）部队担任教员，教授俄语。现在回望，胡锡进的这张处分可能成为他人生的第一个分水岭。
胡大胆
延庆山里的冬天，是胡锡进一段艰难岁月。部队的十数排砖瓦房就在山坡上，连院墙都没有。“北风吹着，冷啊……”他的语调里模仿出寒冷的颤音，“我每次开门的时候都特别注意，别突然去抓门把手，那个铁把手，要是猛一抓，就觉得‘刷’的一下粘手。外面背阴的地方的冰，来年五一还没化。”每位军官的屋子里都分到一堆煤取暖，周围老百姓老是来偷煤。“我还得看着我的煤”。
胡锡进曾在微博里记述这段时光，“我那时以为一辈子都会这么穷”。穷则思变，20多岁的胡锡进“被圈在山里，想出去想疯了”，却不知道出路在何方，眼前是等级森严，束缚重重。“军队强调服从，规矩又多，这令我难受，我老是反抗，跟领导吵架”。
吵架也算是种热闹，更多的时候，军营寂寞，日短夜长，那些在山沟里出不来的日子，胡锡进都用读书来打发。“商务印书馆出的世界名著，出一本我买一本，卢梭、罗素、孟德斯鸠……”他看得最多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下卷用一个月的时间看了两遍，书上划的乱七八糟。《忏悔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我都看过，那些书影响了我，他们陶冶了情操，建立我的思想方式，这是深刻的。”他突然转了个话题，“中国启蒙思想的那段，我在其中，也参与了，我也是那个运动的直接被洗礼者。”
当时的胡锡进觉得自己中学教育不完备，一心想补课。他找来王力的《古代汉语》，唐诗宋词，甚至把妹妹的生物教科书拿来念，看完后再去北京自然博物馆看标本和实物。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在他之后的人生中，多次为他赢得机会。
“军官们的爱情都在远方。”刚到部队时，胡锡进没有谈恋爱，看着别人鸿雁往来，羡慕不已。有一位军官交了学中文的女友，“每次给他写信都一二十页，超重，一张邮票不够，要好几张，而且一星期两封，大家羡煞。他还经常把情书箱拿出来，他陪它一起晒太阳。妒嫉。热烈的爱大多短命，但他和她是例外，他至今总带她参加聚会。”
一年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女友。姑娘在城里，他在城外，两周才能回城一次，每次坐车回家经过前门，胡锡进都要下车到人群里走走，“沾点人气，山里没人啊。人嘛，都向往大城市，向往文明。”
山里的艰苦难熬，与女友两地相隔更加重了这难熬。“那时我唯一的目标就是离开那地方，”胡锡进现在讲起来仍满是坚定，“离开！”可按规定，他得说呆够18年才能走，胡锡进差点绝望：“那时我都40了……”
他形容自己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撞，找领导闹，拍桌子，就是找不到离开的办法。“那个年代，人都没什么眼界，部队里很多人回趟北京，最发愁的是来往三块二的车票怎么报销，就那么大点见识。我是工人家庭，更无人点拨。”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大学老师的来信：“告诉我南外在招研究生，希望我报考他的研究生。好像突然来了光明，啊，还有这么一条路呢！”胡锡进知道消息时，离考研只剩下两个月，他最后的考试分数不够，落选了。“但既然知道有了这条路，我就一定会出去的。”他第二年准备接着考南外。
正在备考时，胡锡进的大学同学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他得知后去学校探访。那是胡锡进第一次进北外，值春夏之交，校园风景正好。“呀，这么美的地方，广播里放着音乐，是《草帽歌》，我走在路上，心旷神怡。北外这么好，我要考到这里。”
回到部队，他准备改志愿，却开不出许可，“领导说我只能继续考军校，不能考地方院校。可我在北外亲眼看到有军人在那里读研，我就琢磨着是怎么办。”他想到去空军司令部查军事条例，在司令部门口被警卫拦住，他拿出军官证随口瞎绉：“我去政治部反应情况。”
司令部诺大院子，他一个人不认识，硬是闯到人家办公室陈明来意，幸运的是，他找到了想要的东西，“有人给我拿了一本条例，我查到其中有一句话：部队可以报考地方院校研究生，毕业后回部队工作。哎呀！我立刻复印下来拿回去给领导看，他们没话可说了。”
胡锡进当然不会再错过这个机会，“我就拼命地学了半年，我中学英语很差，高考只有22.5分，考研英语得了75多分，那真是玩命了。”
他最终如愿。“我趟出条路，鼓舞了之后的人，后来又有好几位战友从山沟里考出来。”胡锡进认为这是自己从命运中第一次突围。他的第二次突围发生在三年后，自北外毕业，按照规定，他应该返回原部队，好容易才出来，他自然不乐意再回去。“我想转业回北京，部队领导立即说，不可能。”他照老路子又到空军司令部找上级机关，答复是：安心回部队工作。
他自己没路子，硬着头皮找部队领导疏通。“我的上司是位大姐，十几岁参军，很有人脉，但她对我印象不好。”当然不会有好印象，胡锡进为了离开山里，经常闹事，指着女上司的鼻子吵架，“骂得很难听，她当时气得直哆嗦，差点背过气去了。但我当时一门心思只想着怎么出来，不管不顾地，没心情关注周围怎么看我。”
年轻时不谙世故，不知道这些都要还回来。“我只能腆着脸去求大姐，”他耸起肩膀，垂下头，模仿当年恭恭敬敬，低眉顺目的声气，“检讨当年不懂事，请她大人不计小人过。”他接着换了无限感慨的语调：“大姐是非常好的人，不仅原谅了我，没要我任何东西，还帮我找了路子，允许我转业。她的善良宽容改写了我的人生，不然我就仍回山沟部队里呆着了。”
胡锡进认为这些过往经历给自己留下的经验是：有目标一定要努力追求；相信这个社会普遍的善良。“这些年轻时的经历很有意思，一直影响我到今天。”迄今胡锡进最好的朋友还是在军队里的同学和同事。
军校四年，行伍四年，“军队刺激你，让你觉得自己是个男人，身后有个国家需要你去保卫，”国家观念，爱国主义，对胡来说是真实的存在。
幸福穷日子
在北外读研三年，是胡锡进最快乐幸福的一段回忆。“过去当兵受限制，终于自由了，我是北京人，连北大都没去过，现在四处逛了。”
考研除了收获自由，他还收获了现在的妻子。“结婚在家里办的，弄了一桌饭，算是婚宴。”父母从50平米的住房里，腾挪出8平米给他们做了新房。胡锡进记得每月有100多块的工资，一边读书一边养家，日子并不宽裕。
“婚后最初几年，我跟妻子一共在外面吃过两次饭，直到今天，这两次饭都留下美好记忆。”第一顿饭吃的是王府井的翠花楼，“我俩大老远的坐车到翠花楼，要了三个菜，一共花了11元，吃完夜里赶末班车回家。那天晚上好幸福，30年了，都记得那晚的幸福，觉得，哎呦， 真幸福，我们能到外面吃顿饭。” 他一一历数。第二次是老莫餐厅，吃了奶油烤鱼，花了20多元。这段回忆里胡锡进反反复复说的三个字就是“好幸福”，温柔快乐，无限无限。
直到现在，跟同学旧友在外面吃饭聊天，仍被他归入幸福之列。“读研三年，我不记得大家出去聚餐过，同学们聚会都是从食堂买几个菜在宿舍里吃，晚上搞舞会就是在教室里。不可思议吧，因为穷，你的同学无法聚会，感情无法交流。”
当时英语系的学生经常有机会到外面教课赚外快，俄语系的学生就没什么机会。胡锡进苦练英文，有空就到学校的英语角找老外对话。外教滔滔不绝，他始终保持微笑，无论对方讲什么，他都不断点头，说“yeah, yeah.”。这样的门外汉水平并不妨碍他勇敢地出去教英语。“我同学给人上课，有两次临时有事，要骗人家说自己我临时代课，我冒充自己是英文系的研究生。我胆子大，挣钱么。”抖落当年糗事，胡锡进兴致勃勃，“我上去哇啦哇啦，讲得特别快，下面反应听不懂，我立刻说，好吧，咱们改用汉语讲。讲着讲着，没得讲了，我不会那么多啊。就说教一首歌，把提前准备好的歌教完，也到时间下课了。一下午挣30块钱。”他笑了笑，“瞎混，那时年轻，就是瞎混。”
人穷见识短，“不仅是我，整个社会都穷，也没见过世面。”1984年的一天，胡锡进和妻子手挽手逛街，被一个台湾人拦住，“他说第一次看到一对情侣在街上牵手走路，觉得很高兴，就想跟我们聊聊。我妻子吓哭了，躲到我身后。他们可是台湾人啊，多遥远，多发达，当时谁家来了个台湾人，大伙都觉得是阔亲戚，离别时我跟他握手说：请你转达我们对台湾青年的问候。当时就那么傻啊。”
胡的导师来自莫斯科大学。中国改革开放在1980年代中期带来经济平均6%以上的增长，而苏联正经济正急剧恶化，国内生活用品短缺，胡的导师回家时，都要采购很多东西，包括彩电、冰箱等大件。这在胡锡进看来，就是富翁了，“我见他的时候，多少有点穷人在富人面前的不自信，他们经济再不好，也能买彩电，而中国人下馆子吃顿饭都吃不起。”
20多年后师生再见，已经是别样天地，“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倒也还比俄罗斯低，但综合生活质量，已经不比他们差了。”2012年上半年，胡锡进到俄罗斯出差，注意到了更真实的现状，“我们城市不比他们差，但农村跟人家还没发比。”胡锡进出身草根，知道社会底层的困顿，“弱势人群的社会基础保障，中国比俄罗斯差很远。”他的看法是，中国穷人多，完善社会保障需要时间。
要激烈地活
1989年从部队转业，胡锡进有两个工作机会：《人民日报》和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他选了当记者，因为有自知之明：“我好冲动，性格中充满不安，”而记者是这个把这个缺点变作优点的职业。“想想看，在机关或公司大楼里对着上司冲动一回是多么后患无穷”，但能“冲动地”穿越巴尔干交火线，“是多么值得夸耀”。这指的是他派驻南斯拉夫时采访波黑战争时的经历。
进入《人民日报》后，胡锡进被分到国际部工作。这是个清水衙门，记者们能发稿的机会不多，都盼着能派到国外驻站。这是要论资历慢慢排队才有机会，新来者都得在办公室查三年资料。1993年年初，胡锡进才获得派驻南斯拉夫的机会。对于驻外而言，这算不得好差，既不能如驻欧美那样是国际新闻主力，也不能像驻中小国家宽松自在，巴尔干是个火药桶，纷争冲突不断，时不时就响起枪声，不出事的时候是边缘地带，出事了也发不出大稿子。胡锡进倒觉得合上心意，坐了三年办公室，他“渴望激烈的人生”。
离他开赴南斯拉夫还有三个多月，《环球时报》成立了，那是1993年1月3日。彼时《环球时报》叫《环球文萃》，隶属国际部，是个为国际部赚外快的菜篮子工程，头版选择经常是具有冲突、离奇或者娱乐性的软性题材，政治类议题，也多从“案”“记”“内幕”入手。“国际部的记者最穷，就想着办份报纸挣点钱给大家发，挪出一间办公室，招了七、八个人，就把报纸搞起来了，我去南斯拉夫之前没什么事，领导让我过去帮忙。”胡锡进编了第一个头版，内容是巩俐。更主要的时间，他跑出去拉广告，三个月拉来了十万五千块，“拿了不少提成，别人一个月挣100多块，我挣了1000多”。他好不得意，也很感慨，“太难了，到处求人，看人脸色”。他记得不小心划破手，为了拉广告，还骑着自行车横跨大半个北京城，“到西三旗的北京轮胎厂，结果还被人赶回来了。天热，一路汽车出汗，晚上手肿得跟馒头似的。当时想，这辈子再也不拉广告了。”
这是他第一次为《环球时报》工作，为期三个月。
临到出国，胡锡进一句塞尔维亚语也不会，他的方法是买来塞语课本，花12元钱从北外请一位一年级的学生对着录音机把课本通读一边，这是他的基础配置。高级一点的工具是《人民日报》技术部给了他一台386笔记本，一本WPS软件说明书和DOS大全，他揣着这些去了贝尔格莱德，不会开车，从没用过电脑，“感觉像空手走进都市的流民”。
他穿着廉价的棕色西装，白袜子，黑皮鞋，背着一个蓝黑挎包走在贝尔格莱德，唯一时尚的是他梳着着类似“披头士”乐队那样的长刘海，这也是中国1980年代中国文艺青年常见的发型，于胡锡进而言，却不一定刻意为之：他这个造型20多年来维持不变。
“刚去只能听懂房东说你好，”要生存就要“强烈爆发”，胡锡进不缺这个能力。“第一个月，我掉了十斤肉，每天不停学外语，电脑和开车，三个月后我能听广播，也可以熟练开车上路了。”
基本技能过关后，他立刻去了波黑。当时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两族正在交火，按照驻外纪律，去波黑采访必须得到编辑部的批准。胡锡进兴冲冲了写了一封长篇的申请书，第二天编辑部打回电话：波黑目前无大事，不准去。
上级不批准对胡锡进从来不是障碍，“现在不也这样吗，想干就别请示，不想干就假惺惺打个报告。”
胡锡进去波黑的动机并非写出好报道，“西方记者的血淋淋战地报道受到被中国读者崇拜，但中国当时几乎没有战地记者。”胡锡进要让自己像个记者，这些做法“有时过分，自作多情”，他自认当时正掉进理想主义里，受不了蔑视。
等到周末无须和编辑部保持通话时，胡锡进开车去了波黑。接近萨拉热窝时，他听到了噼噼啪啪的枪声，“第一个感觉不是害怕，而是差点没哭出来的骄傲。”
但他很快就要真的哭出来了。他采访了一圈，车子坏掉了，无法按时回到办公室，他擅自外出被报社发现。他装模作样地写了份检讨，连同采访来的稿子发回编辑部，以为功过相抵，30个小时后，《人民日报》驻外记者管理组打电话给他，严厉批评警告，稿件不予采纳，再写一份检讨，禁止他申辩，告诉他“想不通就接着想，直到想通为止。”
数年后胡锡进在自己的书中记录当年的心态：被打懵了。这一棍子带来的教训，比十几年背诵的纪律条文都要多，我永远记住了这疼痛，它成了我对这个世界最深厚理解的一部分——纪律是铁的，你不是什么都能做的，要想做，就得想办法抓住时机，如果硬往上撞就会被撞回来。
46岁的青春期
胡锡进到萨拉热窝，科索沃等战区采访，连防弹背心都是借西方记者的，他独自驱车往来，而西方同行每个采访组都有十多个人，他形容自己是扛着小米步枪在打新闻战。
南斯拉夫三年，胡锡进目睹了这个东欧大国的分裂与衰败，战乱带来的流离失所，这些见闻和经历构筑了他之后坚定的政治观点：中国不能乱，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逐渐推行，可能带来混乱的革新，宁可不做。
上世纪9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国际上受制裁，国内政治动荡，“可再乱他们民众生活水平也很高，街头随处是露天酒吧、咖啡馆，老百姓泡吧，喝咖啡，我们国内哪有这些，生活水准没法跟人家比。”胡锡进常和妻子去露天咖啡厅小坐，花两美元点两杯果汁，泡咖啡馆至今是胡锡进夫妇最重要的休闲方式。
2012年胡锡进重回巴尔干地区，南斯拉夫早已经不存在，他仍去街头咖啡厅，花五块钱可以吃到很漂亮的冰淇淋，“比国内便宜好几倍，他们乱了20年，停滞了20年，中国发展了，人均GDP已经超过了他们。”
胡锡进把波黑形容为自己与新闻的“初恋”。回国时，他忽然觉得有一点36岁人到中年的恐慌，“习惯了战地报道的激烈状态，我回不到机关那种生活，心野了收不回来了。”看到都市报正在兴起，他又起了兴致，他主动要求调职到《环球时报》，当时仍叫《环球文萃》，四开八版，每周一期，发行十几万份。但内容已经由原来的娱乐人物，国际趣闻朝原创国际新闻转向，胡锡进就任副总编。“那时候不知道这张报纸未来如何，也什么都不懂，看到北京青年报好，就跟那帮人成天混在一起，向人家讨教，他们给我灌输了很多新鲜想法，也损我，‘你们这也叫报纸，真该回家对着镜子抽自己嘴巴’。”
胡锡进深受刺激。《环球文萃》确实不上厅堂，离主流媒体圈相距甚远，1997年，扩为16版，更名为《环球时报》。之后两年，发行量逐年提升到44万份，直到1999年5月，《环球时报》遇到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胡锡进第一个在国内传递出这个消息。这一天的过程，他声情并茂地呈现出来：1999年5月8日是周六，“天还没亮，我被电话吵醒”——打来电话的记者吕岩松是胡在驻南斯拉夫站的继任——胡锡进模仿者当年电话里的喊叫声：“老胡，中国使馆被北约炸了！”胡锡进没有反应过来，吕岩松又喊了一遍，然后“我一激灵，‘你吕岩松了，你说什么？ 你好好说！”
吕岩松又喊了一遍：使馆被炸了，在着大火。“我完全清醒了，不敢相信，反复问了几遍，这事要是假的就完了。”胡锡进两手做出洗脸的动作，又来回搓手，“这是真的！”
由于熟悉外交部，胡锡进很快把电话打南斯拉夫处处长家中，“他一听就蒙了。”很快外交部各个官员很快赶往办公室，胡锡进也跑到了报社。中午时分，许多得到消息的编辑来到办公室，但当时《环球时报》是周报，只能干坐在办公室看新闻，有人提议出一份特刊。时任总编何崇元立即下令行动。第二天报纸上市，很快卖空，接下来全国各地的抗议游行队伍里，很多人手里都举着《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的发行量因此翻了一倍，这是《环球时报》第一个高峰，但并不是胡锡进的高峰。他仍然只是负责一些财经、国内新闻等不起眼的版面，除了入选当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外事工作者外，新闻界里难见他的声名。
他的事业转折始自2005年7月，他继任总编一职，第二年将《环球时报》改为日报，之后又建立环球网和《环球时报》英文版，通过社评，使《环球时报》由一家国际时政媒体，转而进入国内时政话语平台。胡锡进个人也与《环球时报》一同，毁誉各半，但名声日隆。
休闲生活
胡锡进白天大多时间用来处理管理事务，参加《人民日报》的会议，各种活动以及会面，而主要工作精力仍用于写社评。除了把关重大选题，他通常不参与《环球时报》的选题会和内容审看，《环球时报》自有成熟严格的运作机制。
《人民日报》的食堂午餐12点半基本收尾，胡锡进从来也赶不上，他通常去大门外的一间小笼包子铺解决温饱，实在来不及，就让同事带一份肯德基套餐到办公室，这份套餐几乎从来不变： “我不讲究，当记者惯了，大宴席能吃，大排档我也能吃。”
胡的不讲究同事皆知，《环球时报》骨干员工在媒体界属于高收入群体，胡锡进当时请同事吃饭大多是去《人民日报》附近的马兰拉面。他的一位老同事笑言：“老胡一说请吃饭，我们就躲了。”
他不饮酒，连烟也戒掉，坚持下来的爱好是看电影和去露天酒吧喝果汁：“我喜欢物美价廉且有情调的东西。”他钟爱外国电影，尤其是美国大片，对国产电影兴趣寥寥，尤其不喜欢展示丑恶的片子，“中国片子里看到人性美好的太少。”
如果没有极特殊的情况，胡锡进尽量和家人共度周末，与亲友爬山，去郊外聚餐，补偿当然奔波在外的亏欠。讲述这段经历时，他机关枪般的语速和缓下来。
“我在波黑驻站时，父母看电视知道那边打仗，急得直哭，老人不懂，我还能糊弄过去，但是一同驻站的妻子每天都担惊受怕。”有一次胡锡进坚持要进入北约正在空袭的塞尔维亚控制区，妻子拼命阻拦，胡锡进大喊着推开妻子：“我不想窝窝囊囊地活，我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真正的记者，我要用战场的冒险为你和女儿换来幸福！”而后夫妻俩泪眼相对。
胡锡进与妻子自幼相识。夫妻二人在南斯拉夫时，读小学的女儿在国内，无人照料，只能送到外地亲友家。三年后胡锡进接回女儿，“北京的孩子都学英语，她一句不会，学了一口陕西话回来了。这些事每次想起来，心里都不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