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国际专家：西方制度不见得能制约腐败

透明国际亚太部高级主任廖燃。

透明国际亚太部高级主任廖燃 透明国际公布“2013年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

51个国家的执政党被认为是最腐败机构

本报专访透明国际亚太部高级主任廖燃

近日，全球最大民间反腐NGO透明国际公布2013年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通过对全球107个国家和11.4万人的调查发现，在过去一年中，4个人中就有1个人称自己曾经行贿或受贿。

5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很大程度或已经完全受特殊利益集团控制，51个国家的执政党被认为是最为腐败的机构。

被调查的国家中，贿赂率最高的是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也门、肯尼亚，贿赂率至少70%。贿赂率最低的是丹麦、芬兰、日本和澳大利亚，只有1%。

中国并不在此次被调查国家之内。

每年由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只要一出炉，总会在中国引发激烈讨论。

本报专访了透明国际亚太部高级主任廖燃。

廖燃称：“其实，为了能进入并影响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09年在中国取得正式身份之前，透明国际已经默默在中国‘渗透’了将近十年。”对这一过程，廖燃深有感触：“我们的目的是推动中国的反腐败，让中国的反腐败事业与世界接轨。中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也应该采用这一标准。”

小资料

透明国际于1993年由德国人彼得·艾根创办，以推动全球反腐败运动为己任，已发展成为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已在12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会。

自1995年起，透明国际每年发布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腐败指数由CPI(清廉指数)和BPI(行贿指数)构成。以《2004年腐败指数排行榜》为例，它选取了世界12个权威机构(包括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盖洛普国际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公司等)、18个分项指标，反映了全球各国企业界和商界、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观察和感受。

谈腐败诱因

西方也有贪官，关键看有没有机会

记者：您认为腐败与政治制度无关，跟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也不大，机会才是腐败产生的最重要诱因？

廖燃：我这样说，有很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首先，大家一直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是制约腐败的唯一利器。但你只要看一下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位于前30名和后30名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实行西方制度。另外，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1000到3000美元时最容易发生腐败。但是，你看“清廉指数”的后30名，他们很多的居民平均收入根本达不到1000美元，比如索马里、缅甸等国，这就证明腐败与经济发展也没有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很多人以为发达国家必然比发展中国家清廉，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西方也有贪官，关键是有没有机会。西方国家一旦出现政治腐败案件，涉及到的资金动辄就是几十个亿。德国上世纪90年代时发生的前总理科尔政治献金案，一次就涉及30亿马克，相当于一个欠发达国家年腐败总和的多少倍？德国好几个部长都因为论文“抄袭门”丢了官。这就证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在德国同样可以发生，假如你管得不严。

谈腐败预防

财产申报提了18年，就差个决心

记者：中国香港的财产申报制度对内地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有没有更符合中国内地的财产申报制度？

廖燃：在中国，腐败发生的最大问题不是中纪委的权力不够大，而是银行和税务部门都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功能。在西方国家没有“灰色收入”一说，只要是收入就必须纳税。但在中国，谁能证明你的收入合法不合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一条叫资产非法增加罪，中国有一条对应的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看前者，如果你是一个月工资1万元的白领，那么你一年只能赚12万元，但凭这12万元如何有93套房产呢？从这一点就可以判你有罪了。在中国，必须抓到贪污的证据才能判刑，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只能是10年。

实际上，财产申报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议事日程已有18年。中国的“神九”都和“天宫一号”对接成功了，这么难的事情都做到了，但官员申报财产却做不到，这只是一个决心的问题。

俄罗斯和中国的情况有一点非常类似，就是银行都由国家管控。所以，官员的财产藏匿在银行是没有人举报的。如果官员有10个亿存款，却只申报了10万，那么银行不会出来证明他说假话。那么这种申报就没有意义了。我并不看好俄式财产申报。普京总统是这样要求的，但谁来证伪？

谈实名举报

罗昌平很可敬 微博反腐是趋势

记者：中国近年兴起了一种新型的反腐工具——微博反腐，一批“房婶”“表哥”被晒到阳光下。这种非制度化的反腐能否产生长远效果？

廖燃：当然可以，这种反腐的威慑性很大，也是国际反腐新趋势，叫做利用新型社交媒介反腐。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的落马引发外界关注，媒体人罗昌平早在半年前就通过微博对其实名举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案件，我们应该支持这种做法。

记者：两年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发达国家如何保障实名举报人的权益？

廖燃：第一，我们鼓励通过立法来保护举报人；第二，日本和韩国最近发生两起大案，都是由记者或警察举报，而且举报人都受到迫害。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把这两起案件放大以引起舆论关注，给政府施加压力，一定要保护举报者。

你看方舟子也做了很多好事，但他有一个上限：不举报官员，只举报学者和名人。再比如说中国台湾的邱毅，他爆料多就是因为很多人给他提供线索，因为他是“立委”，他有豁免权，但罗昌平就不同了，所以，我觉得罗昌平确实很可敬。

谈腐败惩治

中国不缺反腐法律，重在落实

记者：还有哪些因素制约和阻碍中国的反腐行动？

廖燃：中国不缺法律，但中国现在的法律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尺度很宽。举个例子，中国行贿罪的立案标准是1万元，差不多相当于1200欧元。在西方，你只要给对方送三五百欧元就构成犯罪了，但在中国我只要送你9000元钱就不算犯罪。

在中国，不管行贿还是受贿，都必须要既成事实才算成立，贿赂也局限在钱财和物品。但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只要有一方承诺、另一方同意，双方达成协议后即使钱没送，那么也算是犯罪。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里还有一条叫影响力交易罪。比如某某官员本人可能没有贪腐，但他的小舅子打着他的名义去大肆敛财，那么这二人都犯了这条罪。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一条。

中国《刑法》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就可以判处死刑，这在全世界都是最严的。但是实际执行时有人受贿1000万才被判死缓！中国不需要订立新法律、设立新机构，只要修改现行的法律，让它们有操作性并认真去落实，减少模糊的空间，贪腐犯罪就可以减少一大半。

谈中国成绩

中国反腐事业取得实在的进步

记者：透明国际是否切实推动了中国的反腐败事业？

廖燃：有很多实实在在的成效。2003年，中国接受了透明国际“国家廉政体系”这个概念。在过去10年中一直在朝着限制和削减审批权力这个方向努力。2004年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是中国反腐工作的一个里程碑。政府也在推动办事透明化，比如说汶川地震，一夜间各地捐款涌入震区。中纪委从全国选调了一万多名审计人员进入震区，在现场审计。这也是很成功的经验。我们还推动了“反商业贿赂规则”的建立。我们要帮助各种公司建立内部的监控体系。中国就在2006年后掀起了一次全国性的反商业贿赂运动。

谈清廉排名

排名不重要 分数最重要

记者：从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上看，中国这些年的清廉指数在逐步提高，但排名略有下降。

廖燃：其实排名不重要，分数最重要。任何国家或地区要进入这个排名，必须有3个调查机构数据的支持。有些国家或地区由于数据失效而未进入排行。这就和排队一样，其中一个人走了，后面的人要前进一位，但这不等于进步或退步。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8.0～10.0之间表示非常廉洁；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等。透明国际每年公布的清廉指数清楚地显示出中国近20年来的进步。

谈反腐经验

遏制腐败从减少机会开始

记者：透明国际有一套“廉政政策工具箱”，这一工具箱如何运作？廖燃：比如你具体到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在某项市政工程招标中，有没有明确的规定、透明的过程、公众的知情权？市政府参与评标的成员有没有公布自己的财产？有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形？所有这些构成了“廉政政策工具箱”。唯有实行了这一整套东西，才能最大可能让腐败无藏身之地。透明国际提倡遏制腐败从预防、从减少机会开始。减少程序、公开过程，让公民都能参与监督。反腐并不是高尖端的东西，只要全程透明，就能防范绝大部分的腐败。这也是我们透明国际这个名字的来源。

本报记者单桂志

(原标题：腐败与政治制度 经济发展水平无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