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普世价值观遭遇民族主义浪潮 西方精英误判形势

原标题：外媒：普世价值观遭遇民族主义浪潮

资料图:日本海上自卫队侦察机拍摄中国海军编队通过宫古海峡的中国舰队的照片。

【美国《华尔街日报》12月24日文章】 题：有毒的民族主义卷土重来（作者美国战略预测公司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罗伯特．D．卡普兰）

西方精英相信，普世价值观正在压倒反动势力。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说，人权、女性解放、社交媒体、金融市场、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及其他所有打破人际间隔阂的力量都取得了胜利。

西方精英误判形势

悲哀的是，他们所观察的其实是由世界各地与他们相似的全球主义者所组成的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小世界。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西方人都会找出当地想法类似、受过教育的精英，并将后者误当成是整个大众。他们喜欢无视那些倒退、排外的势力，比如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即使这些势力正在以强有力的姿态改变未来。

以2011年初的埃及开罗解放广场为例。西方记者觉得自己和相对殷实的阿拉伯自由派人士有许多共同点，热情地歌颂后者的集会，结果发现这些活动人士很快便退却了，而后独裁时代的埃及在许多个月里一直成为军方、穆斯林兄弟会与伊斯兰萨拉菲派争夺的对象--科普特基督徒只能为自身的生存状况惴惴不安。

虽然世俗的自由派人士已经再次站出来挑战埃及的伊斯兰主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但你们不要看走眼了。军方和穆斯林兄弟会都拥有严密的基层组织。自由派只拥有自发的情感与临时性组织。埃及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由各派组成的伊斯兰纳赛尔主义政权，因为军方会利用穆斯林兄弟会眼下的弱点来取得讨价还价的优势。

现在的埃及与中东全面展示了宗派主义以及宗教、民族隔阂的景象。自由在最初发展阶段不仅仅会激发自我认同，而且更重要的是，会激发对血缘群体的认同。一旦到了群体之外，有关爱和人性的情感就不再适用了。这是“阿拉伯之春”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

民族主义席卷欧亚

类似的进程同样在亚洲上演。那里的民族主义年轻而躁动--就好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亚洲正在进行狂热的军备竞赛，先进的柴电动力潜艇、最新的战斗机与弹道导弹正是这场竞赛的主角。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变动，中国巩固了陆地边界，眼下正在把空海战力投向其视为蓝色国土的南海与东海。

日本及其他国家正做出同样的反应。悄悄卸下准和平主义外壳的日本正重新把民族主义当成是默认的选项。至于越南和菲律宾，你只要访问过这两个国家，与两国官员谈论过他们的领土主张--就像我一样--你就丝毫不会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民族时代。

亚洲的争端无关乎意识形态，无关乎任何处于上升中的道德观念：这些争端所关注的是会由谁来控制地图上的疆域。同样的情形正在叙利亚上演，阿拉维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之间的领土争端不仅涉及信仰，而且牵扯到权力与控制力。在叙利亚纠结翻腾的宗派冲突--巴沙尔·阿萨德只不过是众多军阀中最突出的一个一类似一场占山为王的游戏，只不过要野蛮得多、混乱得多，也原始得多。

民族主义同样在印度和俄罗斯活跃发展起来。印度海军和空军正朝着世界最大规模军队的方向迈进。印度的太空卫星监视着中国的军事设施，而中国驻西藏的战斗机有可能把印度纳入到自己的行动范围中来。这种敌对关系进一步提炼和激化了两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其高人气产生的重要因素。

普京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他希望重新在东欧、高加索和中亚设立缓冲国，就像前苏联时那样。

西方精英的期待是，假如俄罗斯设法举行真正自由的选举，那么这样的外交政策或许会发生改变。然而证据恰恰指向另一面。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仇恨心理在俄罗斯人当中很有市场。虽然存在公民社会性质的大型集会，但同样存在光头党与新纳粹分子组织的游行和抗议活动，只不过后面这些人在西方媒体的曝光率相对较低。

今年10月的地方选举再次成为普京政党强势亮相的舞台。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普京确实代表着其所统治的社会。

在这场欧亚大潮流中，欧洲同样不能幸免。欧盟的衰落，再加上未来数年内沉重的社会经济环境，导致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复苏了。我们已经在各式各样的国家里看到这种状况，比如匈牙利、芬兰、乌克兰和希腊。这正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所担心的，于是他们把今年的和平奖颁给欧盟，以此作为对当前潮流的表态。

美国外交遭遇挑战

我们确实处在两股强大势力的争斗当中：一股是以公民社会和人权为基础的融合势力，另一股是以种族、血缘和激进信仰为基础的排外势力。西方精英更重视前一股势力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正是后一股势力引发了决策者们必须应对的各种危机--而且常常以有毒的方式与科技交织在一起，比如一段几乎以光速传播的视频就引发了反美主义浪潮（不仅限于班加西而已）。

后一股势力可以而且必须被打败，但我们应当首先承认其可怕之处。它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群体往往更看重需求和利益，而非价值观。就好像饮食需求会优先于心灵的思考一样，利益同样优先于价值观。

然而，由于少数群体权益之类的价值观正在世界各地遭受打击，因此美国必须把这些价值观与本国的排他性利益（比如保持有利的权力平衡）摆在一起考虑。如果在外交政策中丧失普世价值观，我们就会失去作为一个国家的认同感--这也是我们在一个越发混乱的世界中凭借道德合法性维持领导地位的唯一方法。不过，我们也不应在一夜之间推翻现有的秩序，因为民族主义者和宗派极端主义者在兴风作浪时所需的混乱的活动空间恰好是虚弱的民主国家和崩溃的独裁政权所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