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事实 中共修正官方历史评价

2011年5月29日，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现在，对“一大”与会者照片摆放的一视同仁，体现了中共对历史的新态度。 （CFP/图）

陈独秀的“帽子”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他是“托派”吗？是“汉奸”、“叛徒”吗？

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做出的“毅然决策”，还是经历了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复杂过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建设和外交活动，是完全的“独立自主”，还是受到了苏联的重大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前夕开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找到。点进这一官方党史网站的人会发现，不少人物和事件所获得的评价已经和源自旧版教科书的记忆不太一样了。

该网站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一批官方党史著作首次被推向网络，全文免费传播。“现在，网上关于党史的资讯有很多……了解和学习党史就需要分辨真伪，我们这个网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大家提供准确的资讯，反映党史研究最新成果。”网站开通仪式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

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

从“险学”到“显学”

作为中共创建者之一的陈独秀，迄今无法获得一个不再改变的“盖棺定论”。在党90年的历程中，这位被开除党籍的争议人物不断被“戴帽”与“摘帽”，已有七十多年。

1936年10月，《救国时报》发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称“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后来，此说被康生等人引用，在《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媒体著文批判陈独秀，“叛徒”之称也陆续出现。

这两顶帽子直至半个世纪后才被彻底拿掉，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发现，陈独秀不仅没有拿日本人的钱，而且发表了许多抗日言论和主张。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相关注释中，“叛徒”的帽子连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评价一同被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

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研究者发现“汉奸”和“叛徒”之称的谬误，但“文革”的大环境对此按下了消音按钮。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学者曾遭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在当时，陈独秀研究成为一门令人避之不及的“险学”。

甚至，对于陈算不算“党史人物”，也曾有过争议。《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就没有陈独秀的章节，直至出版第51至100卷时，才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51卷的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险学”逐渐转变为显学。1978、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曾发表包括《砸碎枷锁，解放史学》、《打破党史禁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引发强烈反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党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宣传、路线斗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回学术的广阔天地。

研究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党史“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民间亦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等组织，往日的禁区被不断打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正式将陈独秀的“帽子”从“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两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字。当时他说：“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这是目前为止中央领导人对陈独秀错误定性的最新说法。

区区几个字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差别。同样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一个严重得多的论断，它意味着陈独秀需要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而换掉这几个字，则是因为党史界已形成共识：陈独秀不能成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来自莫斯科，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话说就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贡献，而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从一些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与之类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被确定为“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改为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则被修正为“右倾错误”。

尊重历史的面目

近年来官方修订的党史评价不止于早期领导人和建国前的历史事件。

例如，华国锋得到的评价也在发生转变。在二十年前出版的官方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这位原中共中央主席得到的篇幅很少，且负面评价较多，仅肯定了其粉碎“四人帮”的功劳。但在新的党史二卷中，华国锋虽然依然被认为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获得的正面评价已经大大增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支持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等。

林彪也有了新评价。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之前被定性为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而党史二卷则在提到“一号命令”时，删去了此种定性。

高、饶“反党联盟”的说法逐渐不再提及，相关表述被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关于抗美援朝的决定，“七十年”表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但党史二卷则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结论是：“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在涉及曾经的政敌——国民党的问题上，中共官方亦有新的结论。

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军队是正面战场的“主体”，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国军领导人蒋介石获得的评价随之改变，他的功劳可以获得公开肯定。

而一贯被视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所获得的赞誉有增无减。毛泽东曾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写道：“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半世纪后，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其定位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共合作关系在“皖南事变”后降至冰点，此事变中共产党方面核心人物项英获得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对项英的评价以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为蓝本，认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完全在于项英，他在其他方面的功绩也被抹杀。而党史一卷则指出，“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他在皖南事变中也不再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进行评价是官方修党史的基调。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决议虽然是“基调”，但在具体内容上并非不可改变。